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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长篇小说《赤水河的涛声》》之 第七回 北燕远渡投燕园 法科堂内聚书生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赤水求实    时间: 前天 17:59
标题: 长篇小说《赤水河的涛声》》之 第七回 北燕远渡投燕园 法科堂内聚书生
本帖最后由 赤水求实 于 2026-10-31 20:04 编辑

第七回 北燕远渡投燕园 法科堂内聚书生

       诗曰:
沪上孤蓬又几春,忽闻燕地聚贤辰。
负笈北渡千重浪,投卷燕园一泮新。
法理精微明世变,师儒宏辩启迷津。
四方志士同袍泽,各抱丹心待曙辰。
       话说谢绍敏自赤水扬帆东下,考入上海中国公学,倏忽数载,已然从当年那个立在船头回望故土的山乡少年,长成了一位眉目清朗、意气内敛的青年。他在上海读书这数年,眼界大开。
      十里洋场的繁华,黄浦江上的舟楫,租界里金发碧眼的洋人,报章上新旧思潮的激荡,都一桩一桩,撞进他年轻的世界里。
       他一面读书,一面留心时局,常在灯下把赤水河畔的见闻,与上海滩上的世相,两相印证,心里的疑问也一天天深了。
         中国公学的学堂,坐落在上海的一角,校舍虽不算轩敞,却颇有朝气。
         这里的先生们,多有留洋归来者,讲课常引西洋之学;这里的学生们,也多抱着救国救民之志。谢绍敏在这里,读的已不光是经史,更多的,是那些新译的政法、社会、哲学的书籍。他尤其爱读那些关于法治、宪政、民权的著作,常常读到深夜。
         有几回,他与同窗一道,去听街头的演说,看报馆门前争相抢购新报的人群,听学生们争辩国是。那些年在上海,他渐渐明白,自己当年在赤水河谷里那份懵懂的念头——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——绝非空想,而是有一整套学说在支撑着,也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,正为之奔走呼号。
         在中国公学,谢绍敏也结识了几位良师益友。有一位教政治学的先生,姓庄,讲课喜欢打比方,把深奥的道理,说得通俗有趣。有一回,先生讲到民权的来历,说西洋人争了几百年,才争来百姓说话的资格;咱们中国,要补的课,还长着。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听了,心里一动,下课后追着先生问:“先生,依您看,咱们中国,要补的最要紧的一课,是什么?”
         庄先生望着他,沉默片刻,道:“依我看,最要紧的,是先让百姓懂得,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,也有说话的资格。这民智,不开则已,一开,便是谁也压不住的了。”
         这话,谢绍敏记了很久。他后来想,自己从赤水一路走来,从只知山里那一片天,到渐渐晓得天下之大,这不就是先生说的,民智渐开么。他心想,若是天下千万个像我这样的后生,都能开了这一窍,这世道,就不愁不变了。
         只是上海虽繁华,到底不是他心之所安。他常想着故乡,想着赤水河,想着那些在河谷里劳作的乡亲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他读到报上关于北京大学的文章,心中怦然一动。那文章说,北大如今是天下英才汇聚之地,新旧思潮,于此交汇激荡。他放下报纸,沉吟良久,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念头:他要到那京城去,到那天下英才汇聚之处去,学他心中最渴慕的学问。
       民国六年(1917年)秋,谢绍敏得了个消息:北京大学,正在招收法科学生。
       京华之地,历来是人才荟萃、思潮汇聚之所。
       这几年,北大的名头,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,一天比一天响亮。谢绍敏在报上读了许多北大的消息,心里早存了北上求学的念头。如今机会来了,他便辞别师友,打点行装,决意北渡,投考北大法科。
       动身前夕,他在沪上一间小客栈的灯下,铺开信纸,给故乡的伯父、泽杭、业广写信。
       信里,他写了自己北上的打算,又写道:仆自黔北山中出,历上海之繁华,见世态之纷纭,益觉救国之道,贵在明理与法治。今赴燕京,拟专攻法科,欲以律法匡扶世道,以正天下之不公。望诸君各自珍重。
       写罢,他把信折好,又取出那枚自赤水河畔带来的丹霞碎石,握在掌心摩挲了许久。隔着万水千山,他仿佛又听见了故乡那条大河隐隐的涛声,心里默默念道:灵溪此去,定要寻一条济世的路,方不负故土父老。
       次日,他乘火车北上。
       那时的铁路,虽不如后来的通达,却也一日千里,比当年乘盐船顺流而下,快了不知多少。
       车窗外的景致,从江南的水乡泽国,渐渐变成华北的平野大川。田畴、村落、城镇,一片片向后掠去。
       谢绍敏倚在车窗边,看着这片广袤的土地,想着这一路走来的种种,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触。他想,这天下如此之大,百姓如此之多,可多少人终其一生,都困于一隅,见不到外头的世界。
       而他谢绍敏,从一个黔北山乡的农家少年,一路走到这里,是有几分运气的。既是这运气推着他,他便不能辜负,总要做成一点事。
        火车上,邻座是一位去北平做生意的中年客商,见他背着书箱,气度不凡,便与他攀谈起来。
        客商说,这些年南来北往,见多了世面,也见多了苦处。
        他叹道:“后生,你是读书人,见识广。老朽说句实话,这世道,乱得很呐。各地军阀争地盘,百姓被苛捐压得喘不过气,前头又有洋人欺上门来。老朽走了半辈子码头,只盼着,有朝一日,能有几个像你这样读书明理的后生,把这天下,收拾出个样子来。”
        谢绍敏听了,心里一沉,又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。他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,望着那些在田地里弯腰劳作的农人,默默想着客商的话,暗暗把这份期待,记在了心里。
       到了北平,谢绍敏先在城东一处小客栈安顿下来。
       北平的秋,天高气爽,街市上黄叶飘飞,与上海的喧嚣繁华,又是另一番气派。
       他遍览城中的景致,琉璃瓦下红墙碧瓦的宫殿,胡同里四四方方的院落,茶馆里提着鸟笼闲谈的老爷,街角里叫卖豆汁儿、焦圈儿的小贩。
       这京华气象,处处透着一种古都的厚重。
       他心里暗暗欢喜,想着,这样的地方,这样的气度,确是读书治学的好去处。
         那几日,他得空便四处走动。
         他站在北海的白塔下,望着波光粼粼的太液池,想着这城千百年来,多少兴亡事,都在这红墙碧瓦间流转;他走过前门外的街市,看熙熙攘攘的人流,听南腔北调的吆喝,觉得这京城的烟火气,竟与赤水河畔的场镇,有几分相通。
         客栈的老板是个健谈的北平人,听说他是从西南边地来的,啧啧称奇:“哟,从那么老远的地方,到咱们北平来念书,了不得!这年头,肯跑这么远来求学的后生,都是有志气的。”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笑道:“掌柜的,学生打黔北来,正是为了到这京城,学真本事。”老板竖起大拇指:“好!如今这世道,就指着你们这些读书的后生,把咱们的国家,撑起来喽。”
       不多久,北大招生考试的日子到了。
       谢绍敏收拾齐整,赴考场应试。考场设在北大的一处讲堂里,天南地北的青年,齐聚一堂。
       谢绍敏寻了位子坐下,环顾四周,见同考之人,有穿长衫的,有穿西装的,有鬓角花白的中年,也有眉宇青涩的弱冠少年,都是奔着北大的名头来的。
       他提笔应试,胸中那些关于时局、民生、法治的思索,一并倾泻笔端。一篇策论,写得洋洋洒洒,既陈时弊,又言济世之方。考罢出场,他心里倒还坦然,想着,成与不成,听天由命罢。
       放榜那日,谢绍敏挤在人堆里,寻到自己的名字。
       那一刻,他悬着的心,终于落了下来。他长长舒了一口气,随即又涌起一阵欢喜与感慨。从赤水河畔的旺隆场,到上海的中国公学,再到北平的北大,这一路,走了好些年,也走了好几千里。
       他立在榜前,望着那个名字,心里默默念道:灵溪,你终于,走到了这京城最高学府的门前。
         榜前的人,有欢喜的,有失落的。一个与他同考、相谈过的青年,也在榜上寻到了名字,一把拉住他,笑道:“谢兄,咱们都中了!往后便是同窗了!”谢绍敏也笑道:“正是。能到这京城最高学府同窗共读,实是难得之缘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是湖南人,姓谭,性子爽直,二人一路攀谈着,走出人群,竟都有些相见恨晚之感。谢绍敏望着这北平的秋日天空,望着那所他即将踏入的学堂,心里想着:这一条路,总算又走前了一步。而前头,还有更辽阔的天地,等着他去闯。
       入学报到之后,谢绍敏才算真正踏进了北大。那时的北大,校舍在景山东街一带,几进院落,古树参天。讲堂、书斋、宿舍,都掩映在槐树浓荫之下。与他在上海见的西式学堂不同,这北大,有一种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象。讲堂里,有讲经史旧学的老宿,也有谈新学新思潮的先生;书斋里,既有线装的古籍,也有新译的洋书。学子们三五成群,或立或坐,纵论天下,激扬文字。谢绍敏初到时,被这股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蓬勃的志气,深深感染了。
         他记得头一日入学,顺着一条铺着青砖的甬道往里走,两旁古槐夹道,阳光从枝叶间筛下来,落了一地碎金。
         拐过一道院门,便见一处轩敞的讲堂,檐下挂着一块匾,匾上几个字,遒劲有力。
         讲堂里,一位先生正讲到兴处,声音朗朗,透出窗来。谢绍敏立在窗外听了片刻,虽未听懂全部,却已觉心胸为之一振。他心想,这便是京城最高学府的气象了——这里有天下最博学的先生,有天下最肯用功的学子,有天下最新旧的学问。自己从黔北山乡一路走来,终于站到了这样的门前。
       他又去看了图书馆。
       那馆里的书,更是让他开了眼界。
       线装的古籍堆得满架,新译的洋书也摆了好几排,从政治、法律、经济,到哲学、文学、历史,应有尽有。
       谢绍敏如鱼得水,恨不能把满馆的书都读进肚里。
       他常下了课便往图书馆跑,一坐便是半日。同窗们渐渐都知道,法科有个从黔北来的谢灵溪,读书最是肯下功夫。
       他入的是法科。法科的先生们,讲律令条文,也讲法治精神。
       有一位先生,讲课时常引西方法治的思想,说国之强弱,不在兵之多寡,而在法之明暗;百姓之苦,亦不在天灾,而在吏治之昏。
       谢绍敏听得入神,心想,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盘桓的那个疑问么?从前他在赤水,只觉世道不平,却说不清到底病在何处;如今在法科的课堂上,他渐渐明白了,这病根,正在于法不立、治不明,在于强权凌驾于公理之上。他一面读书,一面把许多从前模糊的念头,一 一理清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课上,那位先生讲到一个案例:一桩乡里的田产之争,本是小民与小民之间的纠纷,可因地方官贪墨,判得糊涂,反让富户夺了田去。
         先生讲罢,环视满堂学子,问道:“诸位,此案之弊,病在何处?”
         有学生答,病在官吏贪墨;有学生答,病在律法不严。
         先生摇摇头,道:“皆未中的。此案之弊,病在法治不立。法若立而公,则官吏虽贪,亦有所惧;法若不公,则吏治愈清,小民亦难自保。故治国之道,首在立宪明法,使上下皆在法度之内,则天下可治。”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坐在窗边,听得字字入心,忍不住抚案低叹。他想,这一番话,正解了他心中多年的疑惑。他从前在赤水,只觉得世道不平,如今才明白,要改这世道,就得从立好法、明好理做起。
        下了课,他留在讲堂里,又追着先生问了几个问题,先生见他虚心,也颇欣慰,一一为他解答。
       法科的同窗,来自天南地北。有从关外来的,有从湖广来的,有从江浙来的,也有像他这样,从西南边地远道而来的。大家年纪相仿,志趣相近,很快便熟络起来。
       课余,他们常聚在茶馆里、回廊下,一边喝茶,一边纵论国事。
       有人讲各省的军阀割据,有人叹百姓的流离困苦,有人谈海外的新学说,有人论救亡的道路。争到激昂处,面红耳赤;论到会心处,抚掌大笑。
        谢绍敏在这些议论里,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也渐渐觉得,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。
       与他最相契的,是那位湖南青年谭立三。
       谭立三性豪爽,说话直来直去,读书也极用功,两人常在图书馆里同桌读书,又常结伴到茶馆闲谈。
       还有一位关外的同窗,姓佟,身量高大,说话带一股东北的爽利劲儿,常讲起关外百姓受洋人欺凌的苦处,每每说到痛处,便拍案而起,眼眶发红。
      又有几位江浙来的同窗,心思细密,善谈新学,常把海外的新书、新论,转述给大家听。
      这一群人,聚在一处,天南地北的见闻,新旧思潮的激荡,都在唇舌间流转。
      谢绍敏从他们身上,看见了这神州大地的广阔,也看见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却心有不甘的同胞。他暗暗想,我辈今日相聚于此,他日散往四方,总要把今日这满腔的志气,带到各自的天下去。
        有一回,几个同窗聚在茶馆,争论一个话题:中国积弱,病根究竟何在?
        有人说,在列强之欺凌;有人说,在制度之腐朽;有人说,在民智之闭塞;也有人说,在士风之颓靡。
        谢绍敏听众人各执一词,沉吟片刻,道:“诸位所言,都有道理。只是依我看来,这病根,千头万绪,归根结底,还在一个‘法’字。列强欺凌,因我弱而无能御之;制度腐朽,因法不立而权贵横行;民智闭塞,因法不公而百姓寒心;士风颓靡,因法不彰而正气难申。国之强弱,系于法之明暗。我辈学法之人,当以立宪明法、伸张公理为己任。”
          那关外的同窗佟某,却不以为然,虎着脸道:“灵溪兄这话,太文了些。要我说,病根就在一个‘弱’字!国家太弱,洋人才敢欺上门来;咱们得先练出强兵,才能挺直腰杆。光讲什么法治,那是书生空谈,救不了国。”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也不急,反问道:“佟兄,强兵固是紧要。可兵强而法不立,兵权落在军阀手里,岂不更苦了百姓?古往今来,多少恃强的,到头来,还是苦了自家子民。可见,强的路子,也要走在正道上,方不误国。”
         谭立三在一旁听得兴致勃勃,抚掌道:“灵溪这话,深得我心!强国不能只靠枪,更要靠法、靠理、靠人心。这二者,其实是同一条路。”
         众人听了,各有思忖,又争起来。那一次争论,直到日头西沉,茶馆打烊,众人才散去。走出茶馆时,谢绍敏回头望了一眼那盏渐暗的灯火,心里默默想:这样的争论,从前在赤水,是想都想不来的。而这样的争论,正是他这些年一直追寻的东西。
         在北大,谢绍敏还常去听几位先生的讲演。
         那时候,北大风气大开,常有先生登台,讲新文化,讲文学革命,讲德先生与赛先生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一位先生讲到国民性之改造,说国之兴衰,系于民心之振颓;而民心之振,又系于教育之普及、思想之解放。
        讲堂里坐得满满当当,连窗台上、门边都挤着人。
        谢绍敏也挤在人丛里,听得入神。
        他忽然想,先生讲的这国民性改造,与他学法之人所讲的法治精神,原是同一条路——都是要唤醒这沉睡的国民,让每一个百姓,都站起来,做自己的主人。
         他记下先生讲的许多话,夜里回到宿舍,又一条条抄进笔记里,反复思量。
         他也在同窗的引荐下,加入了一个读书会。
         会里的青年,聚在一处,读新书,辨新理,也常常把各家学说拿来比较、争辩。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在这里,读到了许多从前不曾触及的著作,也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读书会里讨论到深夜,散会时,月光洒了一地。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走在回宿舍的路上,望着那天边一轮清冷的月,忽然觉得,自己这二十几年的人生,仿佛到此刻,才真正找到了一群同行的人,一条想走下去的路。
        那几个月,他与谭立三、佟某等人,交情日深。
        有一回,几个同窗请他讲西南的风物。
        谢绍敏便讲起黔北的丹霞山,讲起赤水河四季的水色,讲起河上的盐船与纤夫,讲起川黔交界的场镇与赶场的乡民。
        他讲得并不算生动,可那份对故土的深情,却让众人都听住了。
        谭立三叹道:“灵溪,听你这么一说,我倒想去你那黔北看看,看看那条河,看看那些拉船的人。”
        谢绍敏笑道:“若他日有机会,咱们一起去。故土的山水,故土的父老,值得一看。”
        他心里默默想,若能有一日,带着这些同窗,回到赤水河畔,让他们看看自己长大的地方,看看那些苦人,那该多好。只是他也明白,眼下国事危急,众人聚在这京城,多半不是为了游山玩水,而是为了寻一条救国的路。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在北大,除了读书,也极留意时局。
         那些年,国事日非,列强步步紧逼,军阀纷争不休。
         报章上,天天有令人忧愤的消息。
         他看着这些,心里常常像压着一块大石。
         他常想起故乡的赤水河,想起河上的纤夫、码头的背老二,想起那些在苛捐与兵祸里苦苦挣扎的黔北百姓。他心想,我在这京城学堂里读书,一日日明白天下之事,可故乡的父老,山外的百姓,还在受苦。我总得做点什么,才对得起这身学问,才对得起那些依旧在泥里挣扎的人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夜,他读报读到一则消息,说是某省又加了一桩捐税,乡民不堪重负,有妇人抱着幼子,在县衙前长跪求免,却无人理会。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读到这一节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他放下报纸,推窗而立。
         北平的夜风,凉浸浸地吹进来,吹得桌上灯影摇曳。
         他忽然想起母亲,想起母亲当年在灶台前,佝偻着背,一盏油灯下替人浆洗衣裳、补贴家用的模样。想起那年在赤水河边,看见纤夫脊背上勒出的血痕。他越想,心里越难受,仿佛那些受苦的人,就站在他眼前,伸出手,无声地望着他。
         他握紧了拳,在心底暗暗发誓:我今日在这京城读书,不是为了自家富贵,是为了有朝一日,能让天下少一些这样的苦人。为了这个,再难的路,我也要走。
         那几日,他想起故乡,便给伯父、泽杭、业广各写了信。
         给伯父的信里,他报了平安,说已入北大法科,先生们学问深湛,同窗们志气相投,请伯父放心。.
         给泽杭的信里,他讲起北大的新思潮,讲起法科先生讲的法治理想,问他近来可好,问起赤水河畔的光景。
         给业广的信里,他问起川南师范的学业,问起九支、赤水那些百姓的日子,又问起东城小学赵先生可还康健。信末,他写道:天各一方,各自珍重;他日重逢,再把盏论道。
         他把信折好,望着窗外北平的秋夜,心里仿佛又听见了故乡那条大河隐隐的涛声。他知道,无论自己走得多远,这条河的涛声,这份乡土的牵挂,都永远装在他心底。
       这年冬天,北平下了一场大雪。谢绍敏立在宿舍窗前,望着漫天飞雪,望着这银装素裹的古都,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沉沉的预感。
       他觉得,这世道,怕是要起大变了。只是他还说不出,这变化,会以怎样的面目到来,又会从何处燃起。他想着自己这些年的路,想着法科先生们讲的法治理想,想着茶馆里同窗们激昂的争论,心里默默念道:无论前路如何,我总要凭着一腔热血,为这世道,尽一份心力。
       其实,这样的念头,谢绍敏到北大之后,一年比一年更重。
       第一年,他还只是埋头读书,想多学些本事;第二年,他渐渐同窗们熟悉,开始在各种议论里,把自己心里的想法,说得越来越多;到了这一年的冬天,他已经隐隐觉得,光靠读书,光靠课堂上听来的道理,是不够的。这世道,逼到眼前来了,总得有人,站出来做点什么。他看着报上那些令人忧愤的消息,看着同窗们一张张热血的面孔,心里那团火,越烧越旺。
      夜深了,雪还在下。谢绍敏吹熄了灯,窗外风雪声,隔了窗纸,隐隐传入耳中。
       他躺在床上,望着黑暗里的屋顶,心里那个念头,像雪一样,纷纷扬扬,落了一地,却还看不见要长成什么样子。他只是隐隐觉得,有一件大事,正朝着这片土地,一步步逼近。而他,和千千万万一样怀揣着这份心念的青年,正站在这件大事的门口,等待着一个契机,一个把满腔的忧愤,化作一声呐喊的契机。
       转眼又是民国八年(1919年)。春,冰雪消融,北平城里,柳枝抽了新芽。
       这一年,谢绍敏已是在北大的第三个年头。几年下来,他从那个初到京城、处处新鲜的黔北青年,渐渐长成了个沉毅果决的法科学生。
       课堂上,他依旧是那个勤于思考的学子;茶馆里,他依旧是那个常把话说在理上的辩手。可他的心境,与初来时已大不相同。他眼看着这世道,一日乱似一日;眼看着报上的消息,一日紧似一日。
       那年初春,报上渐渐有了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,说列强要在和会上,处置德国在山东的权益。国人们议论纷纷,有人欢喜,以为中国可借此收回利权;也有人忧心,怕那些列强,又要拿中国做交易。
       谢绍敏读到这些消息,心里沉甸甸的。他想起法科先生讲的,国之弱,则无外交;想起同窗佟某说的,国家太弱,洋人才敢欺上门来。他隐隐觉得,这山东的权益,怕没那么容易收回。他心里那股久已积压的忧愤,像这春日的河水,渐渐涨了起来。他也隐隐觉得,他盼了许久、也怕了许久的那件大事,也许,就要来了。
       那些日子,他和同窗们聚在一处的次数,更多了。茶馆里,宿舍里,回廊下,常常听见他们激愤的议论。有人拍案,有人叹气,也有人,红了眼眶。谢绍敏立在人群里,听着,想着,心里那团火,越烧越旺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谭立三与他并肩走在回去的路上,忽然低声说:“灵溪,我总觉得,咱们光这么读着、争着,还不够。国事到了这一步,总得有人,做点什么。”
         谢绍敏停住脚步,望着他,沉默片刻,道:“立三,我也常这么想。可做什么,怎么做,我一时也说不清。我只知道,若真有那一天,国家需要,同胞受难,我谢灵溪,绝不会躲在后面。”谭立三用力握住他的手,重重一点头,没有再说。两人就着夜色,并肩走回宿舍,心里的念头,却都像那春天的河水,一天一天,涨起来了。
       谢绍敏望着北平春日澄澈的天空,心里那个念头,已经不再模糊,而是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坚定。
       他仿佛已经能隐约看见,前方有一场大风暴,正蓄势待发。而他,和千千万万一样不愿再沉默的青年,正等着那一声惊雷,把自己胸腔里积压多年的呐喊,痛快地吼出来。
       他把那一枚自赤水河畔带来的丹霞碎石,又握进掌心,隔着千里山河,仿佛听见故乡的涛声,正一声比一声急,像是在催他,莫要辜负了这片土地,莫要辜负了那些在泥里挣扎的父老乡亲。
       他把那枚碎石收进怀里,转身走回讲堂,脚步沉实,仿佛一步一个印,正一步步走向那即将到来的风雷。他知道,往后的日子,不再只是读书与争论那么简单了;国家到了要紧关头,读书人,也该挺起胸膛,站到前头去了。
       有诗为证:
黔山负笈历三京,法苑琼林待曙明。
洛浦风云藏虎啸,燕台霜雪听龙鸣。
时艰正合书生愤,学邃何妨壮士行。
莫道青衫无所用,此身终为庶黎争。
        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作者: 殷宏章    时间: 前天 22:17
写谢绍敏负笈北上,入北大法科求学。故事由西南山乡转入京华燕园,铺展新文化浪潮下北大百家争鸣的校园风貌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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