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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回 雪笙北上谒蔡公 译著成文蒙赏识
诗曰： 辞却黔山万里遥，一肩行李下京桥。 蜀言译就成新卷，白话翻来破旧谣。 长揖儒宗蒙青眼，深藏壮志成高标。 红楼灯火千窗夜，自此书生意气豪。 话说这五四的惊雷，震醒了神州，也震醒了这黔北边地赤水河谷的一众青年。 那赤水城里，观澜茶社论新学，流波社里聚志士，古葫小学堂的新学进了课堂，复兴场的庙会宣讲破除迷信——这一股新风，真个是刮得满河谷都是。 可那真正的风源，却在千里之外的北平，在那北大、在那红楼。 这一回，单表那赤水河畔的段家子弟，段泽杭。 段泽杭，字雪笙，本名泽杭，后人多以“雪笙”称之。 他本是赤水城里一个书香世家的子弟，自幼聪慧，博闻强记，深得家中伯父与几位塾师的喜爱。 他生得清癯，眉宇间自有一股文人的孤傲与书卷气，却又绝非那等只知吟风弄月、不谙世事的酸儒。 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，后来又辗转江安省立三中、成都公学求学，一路读书，一路见世面，也一路，把那一腔忧国忧民的心事，越积越深。 自打那五四的惊雷，一路传到赤水，段泽杭心里那团火，便烧得愈发炽烈了。他先是寻那流波社的年轻人，一处一处地谈新学、议国事；继而又在书房里，连夜写文章，要把那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道理，讲给乡亲们听。 可他心里，始终觉得不够——他隐隐觉得，自己该到那风源上去，到那思想激荡的北平去，去亲近那些真正的先生，去读那些真正的书，去把这一腔少年心事，酿成一番足以济世的学问。 这念头，在他心里盘桓了数月，终于，在一个春日的清晨，他下定了决心。 这一日，段泽杭独自来到伯父的书房里，长长地作了一揖，道：“伯父，侄儿有一事，想禀告伯父。” 段老爷子正在案前看账本，闻言抬起头，道：“何事？” 段泽杭道：“侄儿想北上，到北平去求学。” 段老爷子一愣，放下账本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北上？北平？那地方，天高地远，人生地不熟，你一个人去，能吃得消么？再说，咱家的根，在赤水；你该做的，是守着家业，光耀门楣，怎的又要往外头跑？” 段泽杭道：“伯父，侄儿不是贪那外头的繁华。侄儿是想着——咱中国如今，积弱已深，正是需要青年去求新知、救国家的关头。侄儿这些年，在家乡、在成都，读了些书，见了些世面，可总觉得还不够。侄儿想北上，去见识见识那真正的学问、真正的先生，也好为这将来，谋一条实实在在的路。” 段老爷子望着这个侄儿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他素知这侄儿心志高远，不是那等守得住家业的人。 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既是你已决意，老夫也拦不住你。只是，出门在外，凡事多加小心。钱，伯父给你筹措一些；路，你自己走。只盼你，莫忘了自己是赤水河畔的段家子弟，莫辜负了这一片水土。” 段泽杭听了，眼眶微热，又深深一揖，道：“伯父放心。侄儿这一去，必不负伯父教诲，不负咱段家门楣。” 自此，段泽杭收拾行囊，辞别伯父，辞别这赤水河畔的故土，只身一人，踏上了北上的路程。 他先是沿赤水河而下，过九支、合江，到重庆，再乘船出川，溯长江，过三峡，一路往那北平去。 舟车劳顿，几千里路，他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想着心事，把那沿途的风物、民情，都一一记在心里。 这一去，于他，既是一场求学的远行，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。 到了北平，已是初秋时节。 这座千年古都，此刻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激荡之中。 那五四的风雷虽已过去了数月，可那气息，却仍旧弥漫在街巷里、在校园中、在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人的心里。 新刊物如雨后春笋，一间间地冒出来；新学堂、新社团，鳞次栉比；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学的青年，更是摩肩接踵，把个北平城，搅得热气腾腾。 段泽杭初到北平，人生地不熟，一时也无从下手。 他没有急着去攀附什么门路，而是先在城南一处僻静的巷子里，赁了一间小屋住下，安顿好行囊，便一头扎进了那图书馆、那旧书铺、那新书刊里去。 他如饥似渴地读，凡那讲新学、讲革命、讲文学、讲思想的书报，他都一字一字地读，读完了，还要做笔记、写札记。 他读《新青年》，读《每周评论》，读那鼓吹文学革命、白话新诗的文章，越读，心里那一团火，便烧得越旺。 他读书，不光是读，更善思、善写。他天生一副好笔力，又自幼浸润在书卷里，于那古今中外的学问，都有几分造诣。 他渐渐觉得，自己那一点乡邦的、乡土的东西，也值得写出来、译出来，让更多的人看见。于是，他便起了心思，要译一部书。 这部书，唤作《蜀语》。 原来，这部《蜀语》，本是明清之际一位四川学者所著的一部方言专著，收录了巴蜀之地许多土语方言，考其源流，证其音义，是一部极有分量的语言学著作。 段泽杭自幼在川黔边地长大，又通晓那巴蜀、黔北一带的方言土语，读起这部书来，倍感亲切，也看出其中许多可译、可阐的妙处。 他想：这方言里，藏着咱川人、黔人的血脉与记忆；可如今的人，一味的鄙弃土语，只以洋话、官话为贵。若把这《蜀语》译成白话、加以阐发，让今人看见咱自己语言里的学问与根脉，岂不是一桩有意义的事？ 于是，他便夜以继日地，铺开纸笔，开始翻译《蜀语》。 那书里，收录的尽是一些听来耳熟、细究却大有文章的土话——什么“犟拐拐”“搞刨了”“扯把子”“巴适”之类，原是川人黔人随口便说的言语，可考其源流，却往往能追溯到几百年、上千年前的古语。 段泽杭一边译，一边心里暗暗欢喜：原来咱这山旮旯里的土话，竟藏着这许多老祖宗的学问！ 他愈发觉得，这方言一道，看似是小道，实则牵连着整个民族的根脉，半点也轻忽不得。 他译得极细，遇有那些今已不常用的字，便翻检《说文》《广韵》，一一求证；遇有那些各地读音有别的，便比照川、黔、湖、广各处方言，细加辨析。 案头上，堆满了抄录的卡片与批注的纸页，常常一坐，便是一夜。 他白天读书、听讲，晚上便回到那间小屋里，就着一盏油灯，一字一字地译。遇有难解的，便翻检群书，考证源流；遇有可阐发的，便加上案语，抒写胸臆。 他把那古奥的文字，译成通顺的白话；又把那尘封的方言，加以现代的语言学眼光重新审视。 这一部书，在他笔下，渐渐不只是一部译作，更成了一份他倾注了心血与见识的、贯通古今的学术心血。 这一译，便译了整整一个秋冬。 这一日，他的一位同乡，也是早年在北京读书、如今已有些名望的前辈，偶然看到了他译的《蜀语》手稿，读罢大为惊叹，连声道：“好！好！这译笔，这见地，实在难得！泽杭，你这书，若能让蔡先生看见，定能入得他的青眼！” 段泽杭忙问：“蔡先生？” 那同乡道：“便是这北京大学的校长，蔡孑民，蔡元培先生！他老人家，最是爱才，又最重这学术的真功夫。你这《蜀语》，正是他老人家素来看重的那路学问——既见文字的功底，又见治学的眼光。你若能把这书呈给他老人家看一看，或有些机缘！” 段泽杭听了，心中一动。 蔡元培蔡孑民的大名，他如何不晓得？那是当世学界泰斗，主持北大，提倡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，礼聘了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等一班名流，把个北大，办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、五四运动的策源地。若能得他老人家指点，那真是莫大的机缘。 他斟酌了几日，又把那《蜀语》译稿，反复地修订誊写了一遍，这才郑重地，托那位同乡，代为转呈。 这一呈，竟成了他人生中，一个重要的转折。 原来，那蔡元培先生，正是个极爱才、又极识货的人。 他得了这部《蜀语》白话译稿，起初也只是随意翻开，可一读之下，竟再也放不下。 他读那译笔，通顺雅致，白话之中，自有一股文言的底蕴；他读那案语，见识超拔，于那方言源流的考订之外，更见出一派贯通古今、关切民生的胸襟。 他越读越喜，竟掩卷叹道： “好一个川黔子弟！这般年纪，竟能于方言训诂之中，见出这等的见识与气象，殊为难得！” 当下，蔡元培便召见段泽杭。 那日，段泽杭怀着几分忐忑、几分期待，来到北大，进了蔡先生的办公室。 蔡元培是个温厚长者，待人极是和气，见了他，也不端什么校长的架子，只请他坐下，细细地问他的家世、学问、来北平的缘由。 段泽杭一一作答，言语之间，不卑不亢，却也透着几分年轻人的锐气。 蔡元培听他答罢，又拿起那《蜀语》译稿，指着他书中的几处案语，道：“你这几处，论得极好。方言一道，看似琐屑，实则关系着一方水土的民情、一国之语言文字的根脉。你肯在这上头下功夫，又肯把它译成白话，让今人读得懂、看得见，这路子，走得正。” 段泽杭忙道：“先生谬赞。晚生只是觉得，咱中国，地域广、方言多，这些土语方言，都是咱民族的血脉记忆。可如今，世人都趋新趋洋，反倒把自己根子上的东西忘了。晚生想做的，无非是让今人记得，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” 蔡元培听了，眼中掠过一丝赞许之色，点头道：“难得，难得。你既有此志向，又于此道有这般造诣，我意，准你入北大，作为特别研究生，旁听治学。你可愿意？” 段泽杭闻言，又惊又喜，忙起身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，道：“晚生求之不得！谢先生栽培！” 这一句允准，听在段泽杭耳中，如闻春雷。 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——既有得偿所愿的欢喜，又有一展抱负的激动，更有几分沉甸甸的警醒：他晓得，这北大、这蔡先生，是把他当一个可造之材来提携的；他若辜负了这份知遇，便对不起先生，也对不起自己这一路的风尘、这一腔的热血。 他望着蔡元培那温厚而期许的目光，暗暗在心里立下了一个志向：定要把这学问做扎实，把这条路走明白，方不负先生今日青眼。 自此，段泽杭便成了北大的特别研究生，得以出入红楼，旁听那诸位先生的课程，亲近那思想激荡的北大校园。这一份机缘，于他，不啻是叩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 自此，那红楼的檐下，便多了一个清瘦的川黔青年的身影。 每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段泽杭便夹着几本书，从那城南的小屋，一路赶到红楼。 他听陈独秀讲文学革命，听胡适讲白话文法，听李大钊讲新思想、讲社会改造，听那些年轻的先生们，在课堂上、在茶室里，纵论天下大势，激扬文字。 他听得入神，常常一堂课下来，犹自坐在原处，反复咀嚼那先生们的言语，直到值日的校工来催，才恍然起身。 他不光是听，更是一面读书，一面写文章。 他把在赤水、在川黔边地的所见所闻，把那方言、那民情、那山水的记忆，都化作笔下的文字，写进文章里，投到那进步刊物上去。 他的文章，既有文人的雅致，又有泥土的气息，更藏着一股关切国家、体恤民生的热血，渐渐地，也在那北平的文坛上，有了几分名气。 有些编辑，主动来约他的稿子；有些同好，读了他的文章，便寻上门来，与他结交。 这一来二去，段泽杭便在北平，结识了一批进步学人。 他们当中，有那北大的先生、学生，有那办刊物的编辑、写文章的同道，也有那志同道合、胸怀天下的青年。 他们常聚在一处，或于茶社，或于书斋，谈文学，谈哲学，谈这国家的出路。 有人主张教育救国，有人主张实业救国，有人主张激进革命，有人主张渐进改良，争起来，面红耳赤，可彼此之间，却都是一片赤诚的、忧国忧民的心。 这一日，几个学人又聚在一家旧茶社里。 一个主张改良的先生道：“中国之病，病在贫弱。欲强中国，非兴实业、办学堂不可，此乃治本之策。” 另一个主张革命的青年却拍案道：“先生差矣！如今这官府，糜烂透了，列强虎视眈眈，靠改良、靠实业，只怕中国没等到强起来，先就被人瓜分尽了！非得有一场彻底的大变动不可！” 两人各执一词，争得不可开交。 段泽杭坐在一旁，听得入神，末了，才缓缓道：“二位所言，各有道理。依晚生浅见，治病救人，既要治标，也要治本；可若要根治，总得先有人，把那病根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如今咱要做的，怕正是先把这病根，寻个明白。” 这话，虽未定论，却说得两人都住了口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段泽杭身处其间，起初只是静静地听，渐渐地，也便加入了那讨论。 他谈他家乡的盐税、保甲、团防，谈那山民如何被层层盘剥，谈那方言土语里藏着的乡民的血泪与记忆。 他的话，常常让那些只在书斋里论道的学人，眼前为之一亮——原来，那国家、那民生的道理，不只在书里，更在那山山水水、在那一句句土语之间。 这一日，一位同他相熟的进步学人，邀他到城外一家茶馆里小坐。 两人谈罢学问，那学人忽地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雪笙兄，你可曾想过，咱中国如今这病，单靠读书、单靠写文章，治得好么？” 段泽杭沉吟道：“治国的道理，总要有人先想明白、说出来。读书、写文章，正是把道理想明白、说出来的法子。至于那药方下得对不对、灵不灵，还得看将来。” 那学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说得有理。可依我看，光在书斋里、在文章里打转，终究隔着一层。要想真正治病，还得有人，到那民间去、到那火里去，实实在在地做起来。雪笙兄，以你的才华与抱负，若只做一介书生，未免可惜了。” 段泽杭听了，默然良久。 他望着窗外那北平城的街市，望着那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心里，却像被这句话，拨动了一根久未触动的弦。 他低声道：“先生说的，我心里也想过。只是，这条路，该如何走，我还得再想想，再看看。” 那学人听了，也不强劝，只拍了拍他的肩，道：“不急，不急。你年岁尚轻，正该多读、多想、多看。只是记住一句话——这世间的真学问，不在书斋里，也不在纸上，而在那万万千千受苦人的人生里。你心里若有他们，那路，自然就寻得着了。” 这一句话，说得段泽杭心头一凛，把那话，一字一字地，记在了心里。 这一夜，段泽杭回到城南那间小屋，辗转难眠。 他披衣起身，推开窗，望着夜色里的北平城。 远处，红楼的灯火，星星点点；街巷里，偶有巡夜人梆子声，远远地传来。 他想起白天那学人的话，想起自己离家时，伯父那句“莫忘了你是赤水河畔的段家子弟”，想起赤水河那哗哗的涛声，想起那些背盐的老汉、赶场的山民、流波社里那些眼里有光的年轻人。 他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趟北上，求的不只是学问，更是一条路——一条既不负这满腹经纶，又不负那黔北山乡、那天下苍生的路。 只是这条路，究竟该怎么走，他一时还想不透彻。 他望着那夜色，良久，低声自语道： “书，要读；文章，要写；可这天下的事，终究还得有人，扑下身子去做。我且把这学问的根基，扎得更深些；把这一腔热血，存得更久些。等哪一日，我看清那条路了，便义无反顾地，走下去。” 自此，段泽杭在北平的日子，便过得愈发充实了。 他一面在北大旁听治学，把那古今中外的学问，广采博收；一面又笔耕不辍，把那《蜀语》的白话译注，反复修订，又陆续写下了许多论方言、论民情、论新文化的文章。 他的文字，渐渐地，不只在那方言语源流的故纸堆里打转，更染上了一层关切国家命运、体恤民间疾苦的底色。 那《蜀语》的白话译注，几经周折，也终于在一家刊物上，刊了出来。 刊出之日，北平文坛颇有些动静。 有那识货的学人，读罢叹道：“这后生，把一部尘封的方言旧籍，译活了！不单是文字功夫，更难得的是那份见地——从一句土语，能看见一方水土，从一方水土，能看见一个国家的根脉。这样的文章，如今是越来越少了。” 也有那同乡的川人、黔人，读罢那书，倍觉亲切，纷纷传阅，赞叹道：“这才是咱川黔子弟写的文章！一句话，就把咱家乡的味道，写出来了！” 段泽杭的名声，便也这么，在北平渐渐传开了。 可他本人，却始终保持着那份沉静。 他不因这名声而自满，也不因这赞誉而浮躁，只依旧每日读书、听讲、写文章，把那学问，往深里做，把那心思，往远处想。 北平城里，有一处川黔会馆，是那些离乡在外的川人、黔人，同乡聚会、落脚歇息的地方。 段泽杭闲暇时，也常去那里坐坐。 会馆的院子里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下摆着石桌石凳。逢着好天气，几个川黔同乡，便聚在那树下，泡一壶家乡带来的茶，天南地北地谈。 谈着谈着，就谈到家乡的盐巴、谷价、苛捐，谈到那山旮旯里的日子，谈到这北平的新风，也谈到自己离乡求学的种种甘苦。 有一回，一个年长的同乡，端详着段泽杭，道：“泽杭，听说你如今在北大，得了蔡先生的赏识，还译了一部书？你这也算是给咱川黔子弟，挣了脸面了。” 段泽杭忙道：“老哥过奖了。晚生不过是侥幸，得遇先生提携罢了。” 那同乡却摆摆手，道：“你也莫要过谦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只信一句话——这世道，要靠你们这些读过书的年轻人。咱川黔那地方，山高皇帝远，穷苦人更是苦。你若将来有了出息，可莫要忘了家乡，忘了那些还在受苦的人。” 段泽杭听了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老哥放心。我这一身所学、一腔热血，本就是这川黔的水土养出来的。他日若有所成，必不负家乡，不负这一路的初心。” 这一番话，虽是同乡间寻常的闲谈，却也让段泽杭心里，更添了几分沉甸甸的、催人向前的分量。 他结识的进步学人，也越来越多了。 他常与他们往来，谈文学、谈思想、谈这国家的出路。 有人给他讲那“十月革命”的事，讲俄国人如何“闹革命”、如何“为劳工”；有人给他讲那“共产主义”的道理，讲那“各尽所能、按需分配”的设想。 这些新鲜的、激烈的思想，像一阵阵狂风，吹进他心里，让他那颗本就滚烫的心，愈发地沸腾起来。 他起初，只是将这些新思想，当作学问来研读。可渐渐地，他越读，越觉得那思想里，藏着一股实实在在的、关乎天下苍生的力量。 他想：这世间，正是千千万万的贫苦人，受尽了压迫，若有一种道理，能叫他们抬头、能叫他们活得像个人，那这道理，便值得人去信奉、去赴汤蹈火。 这一念，像一粒火种，悄无声息地，落进了他心里。 又一日，一位从南方来的进步学人，与他谈到夜深。 临别时，那人握着段泽杭的手，郑重地道：“雪笙兄，我观你才具与心志，皆是上上之选。如今这时代，正是需要你这样的人，站出来，担起大义的关头。盼你早日想明白，找到那条路，莫要蹉跎了岁月。” 段泽杭望着那人，又望着那深沉的夜色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先生放心。这条路，我定会找到。待我找到的那一日，便是把这身家性命，都交出去，也绝无怨言。” 而段泽杭在北平的这番际遇，那消息，也一程一程地，传回了赤水河谷。 这一日，一封家信，随着那来往川黔的盐船、商旅，辗转送到了赤水城。 信是段泽杭写的，字里行间，讲的都是他在北平的见闻：北大红楼的书声，蔡元培先生的提携，那《蜀语》白话译注刊出的喜讯，还有那满城的进步刊物、激荡思潮。 信末，他又殷殷嘱咐，让家里人把那几本新出的进步刊物，转借给流波社的年轻人读读，说那些书里，有咱中国往前的希望。 这封信，在赤水城传阅开来。流波社的年轻人读罢，一个个又惊又喜。罗奕云拍着那信纸，道：“好！雪笙兄在北平，果然闯出天地来了！他译的那《蜀语》，能让蔡先生都赏识，这可是给咱川黔子弟长脸了！” 一个后生道：“罗哥，雪笙兄信上说，那北平的进步刊物，讲的是新思想、新道理。咱赤水，是不是也该多寻些这样的书来读？” 罗奕云道：“正是！咱读书会，不能只在自己家里打转转，得多看看外头。回头，我托人多捎些北平、上海的刊物来，咱一处一处地读，一处一处地议，把雪笙兄在北平想明白的道理，也弄它个明白！” 这一封家信，便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把千里之外的北平，与这黔北边地的赤水河谷，悄悄地，连到了一处。 而段泽杭本人，此刻，却正站在红楼前，望着那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火，想着心事。 这几个月，他在北平，读了不少书，见了许多人，也想了许多事。那《蜀语》译著，不过是他这许多事里的一件；可他心里，却始终记着一件更大的事——那就是，这国家，该往哪里去；他这一腔热血，该洒向何方。 他想起家乡的赤水河，想起那些背盐的老汉、赶场的山民，想起流波社里那些眼里有光的年轻人，也想起蔡元培先生的提携，想起那些进步学人的期许。 他忽然觉得，自己肩上的担子，沉甸甸的，却又不是压垮人的那种沉，而是一种催人奋进的、滚烫的沉。 他低声自语道： “赤水河啊赤水河，你儿子在北平，已经把书读起来了，把文章写起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只做一个会读书、会写字的书生。我要把这条路上的道理，一寸一寸地，弄个明白；再把它，带回咱那河谷里去，带回那天底下受苦的人心里去。这一回，我雪笙，是要走一条远路的。” 话音落处，那北平城的暮色，愈发地浓了；而段泽杭眼里的光，却愈发明亮起来。他转身，走进那红楼，在那思想的激流里，继续他未竟的求索。 这正是： 一囊书卷越千峦，书箧一担向蓟关。 白话新编惊旧学，译章初就动文坛。 蔡公座上频相勉，弱岁灯前未辍编。 莫道山陬无俊彦，京华灯火照新班。 毕竟段泽杭既已在北平立稳脚跟、名声渐起，他这一腔报国热忱，又将循着怎样的道路，一步步走向那革命的火线？那孙炳文，又是如何与他相识，引领他走上那改变一生的道路的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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