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篇小说《赤水河的涛声》之 第十八回 泸顺举义风云起 执掌农运战川南

赤水求实

第十八回　泸顺举义风云起　执掌农运战川南

         诗曰：

泸水滔滔起义旌，南乡奔走唤农氓。

镰锄初举惊豪强，田赋横加怨不平。

夜校灯传星火意，山隅血写庶民声。

纵然败绩功犹在，留得春风满故程。

         话说梁业广，自那年在广州，进了那M先生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聆听了那一班先生的宏论，心里那一杆“唤醒农人、改造中国”的大旗，便算是正式地，树了起来。

         他辞别羊城，回到川南，本想着立即便扑到那乡间去，把那农运的种子，播撒开去。可那世道，偏不遂他的意——那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头，南北两军，剑拔弩张，四川的局势，也是一日紧似一日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回，单表梁业广。

         那一年，正是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岁末。

         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，北伐的烽火，烧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         四川的军阀，虽仍盘踞一方，可那革命的风潮，却也一阵一阵地，涌进了这巴蜀之地。

         在这一片风潮之中，四川的共产党人，决意响应北伐，配合那革命军，在川内发动一场武装起义。

         那领导之人，正是川中名将刘伯承——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，投身护国、护法诸役，战功赫赫，威震川滇黔。             如今，他受党的指派，回到川南，筹谋着一场震动全川的起义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场起义，便唤作“泸顺起义”——以泸州、顺庆（今南充）为中心，川南、川东的进步军队，同时举义，遥相呼应，要在这四川腹地，掀起一场大风暴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，正是这一场起义之中的一员。

         说起这泸顺起义，还得从那时局讲起。

         那几年，四川的军阀，大大小小，割据一方，你争我夺，把个天府之国，搅得乌烟瘴气。

         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；田赋，一征便征到几十年之后；那兵祸、那匪患，更是年年不断。川中的百姓，苦不堪言，年年盼着有人，能给他们一条活路。

         刘伯承此番举义，便是要借着那北伐的声势，把这川中的革命武装，拢到一处，为那千千万万受压迫的百姓，争一条生路。

         那起义的军号，在顺庆城里，吹响了。

         一时间，泸州、顺庆两地，红旗招展，枪声四起。

         那起义的军队，攻占了县城，张贴告示，声讨军阀，号召农人、工人，起来响应。那消息，像一阵风，从顺庆、泸州，刮遍了川南川东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，正是在这风云激荡之中，受命返回川南。

         他此行的差事，不是去拿枪打仗——他是党里派定的农运干部。

         起义军要在这川南扎下根来，离不开那乡间千千万万的农人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的差事，便是到那川南的乡间去，把那农人，一个一个地，发动起来，组织起来，让他们成为这起义、这革命，最坚实的根基。

         他得了这个差事，心里，又兴奋，又觉沉重。

         他想起自己在广州农讲所，聆受的那许多道理——那“农民问题，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”；那“谁赢得了农民，谁便赢得了中国”。
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，自己这一回，终于能扑到那乡间去，把那道理，变作实实在在的、改变世道的力量了。

         他先回到那川南的家乡一带，寻到几个旧时的同窗、同志，又经他们引荐，结识了一些乡间的农人。

         他不摆那读过书的先生的架子，也不端那革命者的派头，只挽起裤腿，赤着脚，跟他们一道下田，一道歇晌，在那田埂上、在那村头的老槐树下，用那最土、最亲的川南话，跟他们摆龙门阵。

         那些农人，起先只当他是个来“化缘”的、或是来“催捐”的先生，都躲着他走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也不急，只一日一日地，跟他们厮混。

         他帮那老汉挑水，替那大嫂劈柴，跟那后生一道，在那山道上，背那沉甸甸的谷子。

         一来二去，那些农人，见他是个实在人，便也渐渐，把他当作了自己人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，梁业广又蹲在那村口的老槐树下，跟几个农人摆谈。摆着摆着，便摆到了那田赋上头。

         一个黑瘦的老汉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梁先生，你是读过书的，你给咱评评理。咱这一亩田，一年到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打下那几石谷子，交完了租、完完了粮，剩下那点，连一家老小的嘴都糊不住。可那县衙里，今年又下来一道令，说那田赋，要加征到后年去。你说，这叫咱庄稼人，还怎么活？”

         另一个后生，也愤愤地道：“可不是！那刘大户，更是狠——他家的地租，今年又加了两成！咱佃他的田，一年忙到头，倒像是给他当牛做马，还得倒贴！”

        梁业广听着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老伯、兄弟，你们说的这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们想想，这田赋，为什么一年比一年重？这地租，为什么一年比一年高？还不是那官府、那军阀，要养兵、要打仗、要刮这民脂民膏！咱庄稼人，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，凭什么，要白白地，养肥了那班老爷？”

         那老汉道：“这道理，谁不晓得？可晓得又有啥子用？咱是那泥腿子，斗不过那官府、那大户啊！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道：“老伯，你说得不对。咱一个人，是斗不过；可咱若是成千上万的人，抱成一团，那官府、那大户，还能不怕么？我听说，那北方、那南方，如今都有那农会，把咱庄稼人，都组织起来，一齐跟那收租的、催捐的斗。咱川南，为啥子不能也办一个？”

         那后生听了，眼睛一亮，道：“梁先生，那农会，是个啥子东西？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道：“农会，就是咱庄稼人自己的会。入会的，都是咱自家兄弟；咱有什么事，都拿到会里来，一齐商量，一齐拿主意。那催捐的来了，咱一齐跟他理论；那大户要加租，咱一齐跟他说理。一个人说话，没人听；千百个人一齐说话，他敢不听么？”

         这一番话，说得那几个农人，一个个，都动了心。

         自此，梁业广便在这川南的乡间，一处一处地，走动起来。

         他白日里，走村串户，跟那农人摆谈；夜里，便在那村中空屋、庙宇里，点一盏油灯，给那些愿意听讲的农人，讲那革命的道理。

         他讲那“耕者有其田”的道理，讲那“天下农民是一家”的义气，讲那穷苦人只要抱成一团，便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         他的话说得实在，又都是那庄稼人听得懂的言语，渐渐地，便在那乡间，聚起了一批信服他的人。

         那一日，他又来到一个叫青杠坡的村子里。

         这村子，地处偏远，山高林密，那佃农、那贫户，比别处还多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进村头一日，便在那土地庙前，召集了村里的一班农人，商议着，要在这青杠坡，头一个办起那农会来。

         那农人里，有个叫陈二牛的汉子，是村里有名的愣头青，听了梁业广的话，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梁先生，你说得好！咱庄稼人，受了这半辈子窝囊气，也该挺起腰杆，做一回自己的主了！这农会，咱办！谁要是不办，谁就是孬种！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笑道：“办农会，可不是一句气话。咱得立规矩：入会的，都是自愿；会里的事，大家商量；会费，量力而行；将来，咱还要有章程、有会首。陈二哥，你若真有心，便先帮着张罗张罗。”

          陈二牛道：“张罗就张罗！咱青杠坡的人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把子力气、有副热心肠！”

          当下，梁业广便领着陈二牛，一连几日，在那青杠坡，挨家挨户地走动。有的人，听了那农会的道理，心里热乎，当场便要入会；有的人，却心有顾虑，怕那官府、那大户报复，只推说“再看看”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也不强求，只说：“农会是咱自己的事，愿意的，咱一齐干；不愿意的，也不勉强。等咱把这场子立起来，让大伙看见那好处，自然就有人跟着来了。”

         那一夜，青杠坡的土地庙里，亮起了一盏灯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与陈二牛，还有那村里几个热心的农人，围坐在那灯下，商议着那农会的章程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道：“咱这农会，头一条，便是要替咱庄稼人，争那该得的利益。如今最要紧的，便是那苛捐杂税、那地主加租这两桩。咱先就从这两桩上，立个规矩，跟那官府、那大户，理论理论。”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道：“梁先生，你说，咱该咋个理论？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道：“那县衙里下来催捐的，若是横征暴敛、狮子大开口，咱便推举几个代表，拿着咱农会的名帖，到那衙门里去，跟他当面理论；他若蛮不讲理，咱便一齐不去交那冤枉的捐，看他能拿咱这么多人怎么样。那刘大户若是无缘无故加租，咱便一齐罢佃——咱那么多佃户，一齐不种他的田，看他那田，谁来种、谁来收！”

         一个老农听了，有些担心，道：“梁先生，这样硬碰硬，咱斗得过那官府、那大户么？他们手上有枪、有兵啊！”

        梁业广道：“老伯，咱是讲理的。咱不是去造反，是去争那该得的道理。咱庄稼人，不是怕那枪，是怕自己人先散了心。只要咱心齐，那枪，便也吓不住咱。再说——那南边、那北边，革命军正在北伐，正要革那军阀、那苛政的命。咱川南的农会，只要立起来、连成片，便是响应那革命，为咱庄稼人，争一条活路。”

         这一番话，说得那灯下的农人，一个个，都热血沸腾起来。

         那陈二牛更是攥紧了拳头，道：“好！就依梁先生说的办！明儿个起，我便去联络咱村的老少爷们，把这农会，立起来！”

         隔了几日，青杠坡的农会，便算是正式地，立了起来。

         那一日，土地庙前，挤满了人。梁业广站在那庙前的台阶上，望着那一张张黑瘦的、饱经风霜的面孔，心里，滚烫滚烫的。

        他清了清嗓子，道：

        “诸位乡亲，今日，咱青杠坡的农会，算是成立了。咱为啥子要立这个会？不为别的，就为咱庄稼人，往后能挺起腰杆，做一回自己的主！咱种田的，不该年年挨饿；咱交租的，不该被那大户随意加租；咱纳粮的，不该被那官府刮了又刮！从今往后，咱庄稼人，便是有组织、有靠山的人了！”

         话音落处，那庙前，响起一片叫好声、鼓掌声。

         当下，众人便推举陈二牛，做了那农会的会首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又教那陈二牛，把那入会的人名，一五一十，记在一个本子上；又教他，把农会的规矩，一桩一桩，讲给众人听。

         那庙前的人，起先还有几分迟疑，可眼见着那陈二牛、那几个热心的农人，把农会说得那般红火，便也一个接一个地，走上前来，在那本子上，按下了自己的手印。

         到那日头偏西，青杠坡的农会，已入了三十多户人家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夜，梁业广没有睡。他望着那灯下那本记满了手印的簿子，心里，感慨万千。

         他想起自己在广州农讲所，聆听M先生先生授课时的情景——那时，先生讲那“农民运动的兴衰，关系到革命的成败”，他还只是听得半懂；如今，他亲眼看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，在那簿子上按下手印，才真正地，懂得了那一句话的分量。

         他尤其记得，那青杠坡农会成立的那一日，那王老汉，颤巍巍地走上前来，在那簿子上，郑重地，按下了自己的手印。

        按完了，那老汉抬起头，眼里竟闪着泪光，道：“梁先生，老汉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，觉着自己是个‘人’了。”

         就这一句话，叫梁业广心头，酸热了许久。他越发地明白——那农会，不光是替庄稼人争那几斗米、几亩田，更是要叫他们，活出那做人的尊严来。

         他心里暗暗道：这三十多个手印，便是三十多户人家，三十多颗心。只要把这一颗颗心，都拢到一处，那星星之火，便能燎原。

         自那以后，梁业广便以这青杠坡为起点，一处一处地，把那农会，往那川南的乡间铺展开去。

         那农会办起来，头一件，便是跟那苛捐杂税，碰上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，青杠坡的农会刚立起来没几日，那县衙里催捐的差役，便寻上门来了。

         那差役，本是乡里的地痞出身，仗着在衙门里当差，平日里作威作福，没少欺压这乡里的百姓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回，他领着一班人，挨家挨户地，催那新加的一笔“防剿捐”，张口便是一家几块大洋，拿不出的，便逼着人，把那粮、那猪、那鸡，都抵了去。

         村里的人，一个个敢怒不敢言，眼看着那差役，就要把那王老汉家的一头猪，牵了去抵捐。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得了信，登时便火了。他赶到那王老汉家门口，拦住那差役，道：“老总，这‘防剿捐’，是哪个定的？咱庄稼人，一年到头，纳的捐还少么？这无端端地又加这么一笔，叫咱还怎么活？”

         那差役斜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这泥腿子，还想抗捐不成？这是县衙里的令，你敢抗，便是造反！”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道：“造反不敢。只是老总，你要收这捐，总得有个名目、有个章程。咱庄稼人，不是不给，是不能白白地，让人欺负了去！”

         那差役正要发作，忽见村里那几十户人家，都闻声围了过来，把个场子，围得水泄不通。有人高声道：“对！这捐，不能收！”

        “王老汉家穷得锅都揭不开了，你还要牵他的猪，这是要逼死人命啊！”

         那差役见势不妙，色厉内荏地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这是要造反么？我……我回县衙里去，叫人来抓你们！”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道：“老总，你莫要拿那县衙来吓人。咱青杠坡的农会，如今入了三十多户，你若真敢来抓人，抓得完么？再说，咱是讲理的，不是造反。你回去，跟那县太爷说，这‘防剿捐’，若是真该收的，咱按章程来；若是凭空加的，咱庄稼人，不认！”

         那差役见众人围着他，一个个眼里都喷着火，心里早怯了，只得悻悻地，放了那王老汉家的猪，领着一班人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场，虽是小小的一场争执，却叫青杠坡的农人，头一回，尝到了那“抱成一团”的滋味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仗，虽小，却像一阵春风，把那农会的名声，吹遍了四乡八里。

         那邻近几个村子的人，听说了青杠坡农会的事，一个个，都动了心。有人跑到青杠坡来，寻那陈二牛，打听农会的事；也有人，悄悄地，寻到梁业广，说想在自己村里，也办一个。

        梁业广喜之不尽，便一处一处地，帮着那些村子，把那农会，也立了起来。

        有一回，那刘大户要加租，青杠坡的佃户，便齐了心，一齐不去种他的田。

         那刘大户气急败坏，亲自跑到田头来，指着那些佃户骂。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领着人，不慌不忙地迎上去，道：“刘老爷，你要加租，咱庄稼人种不起，只好不种了。你的田，你自去请人种罢。”

         那刘大户气结，却又奈何不得那齐心的佃户，最后，只得把那加租的事，悄悄地，收了回去。这一场，虽是没动刀没动枪，却也叫那四乡的豪强，头一回，对这小小的农会，生了几分忌惮。

         他依然是那一副模样——不摆架子，不端派头，只赤着脚，跟那农人一道，在田埂上、在村头，摆那龙门阵。

         他教那些农会里的骨干，读那农会的章程，讲那革命的道理；他也带着他们，到那收租的大户家、到那催捐的衙门里，去替那庄稼人，据理力争。

         他这般的奔走，自然也得罪了那乡间的豪强、那官府的差役。

         有人放出话来，说要收拾他；也有人，悄悄地，跟踪他，查他的底细。

         可梁业广却毫不畏惧，依旧日里夜里，在那乡间，穿梭往来。
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，一位同他交好的农会骨干，夜里寻到他，劝他道：“梁先生，你这般抛头露面，四处奔走，那官府、那大户，可都盯着你呢。你就不怕，有个闪失？”

        梁业广笑道：“怕？我要是怕，便不干这一行了。咱农运的道理，说来说去，就是一句话——这天下，是咱庄稼人的天下；这庄稼人，也该做一回自己的主。为了这一句话，我这条命，早就豁出去了。”

         那骨干听了，默然半晌，才道：“梁先生，你是个真汉子。往后，你只管在前面领着咱，咱青杠坡、咱这四乡的庄稼人，一定跟你走到底！”

         却说那泸顺起义的烽火，正在那川中，熊熊地烧着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在川南乡间，一边组织农会，一边也密切地，关注着那起义的进展。

         他知道，那起义，是这场大革命在四川的先锋；而他这乡间的农运，便是那起义在乡间最坚实的根基。

         他盼着，那起义的军队，能一路打过来，把那些压在庄稼人头上的大山，一一搬开。

         可那风云，却是变幻莫测。

         那泸顺起义，虽声势浩大，可那四川的军阀，却也纠集重兵，疯狂反扑。

         那顺庆的起义军，因孤军无援，先自受挫；那泸州的起义军，也陷入了那军阀的重围之中。

         战火绵延，血雨腥风，那起义的烽火，在军阀的重压之下，渐渐地，黯淡了下去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在乡间，得到那起义受挫的消息，心中，好不沉重。

         那一夜，他独自坐在灯下，久久无语。

         他想起那起义军里的同志，想起那些在血火中冲锋的弟兄，心里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
         他知道，这一场起义，怕是要失败了；那些他熟悉的、并肩过的面孔，有的，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
         可他心里，却没有半分的气馁。

         他想：起义虽然失败了，可那革命的种子，却已经种下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川南的乡间，那些农会，那些按着手印的庄稼人，便是那种子，在这川南的大地上，生了根、发了芽。

         只要这根不烂、这芽不死，终有一日，便能长成参天大树。

         他低声自语道：“业广啊业广，起义败了，可咱农人的路，才刚开头呢。你莫要灰心，只管把这乡间的火种，守好、护好，待那春雷再响，咱再把它，烧成燎原之势！”

         果然，那泸顺起义，在军阀的合力围剿之下，终于，归于失败。

         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，前后不过数月，便如那昙花一现，在那川中的血雨腥风里，落下了帷幕。

         刘伯承等领导之人，被迫撤出，转往他乡，另图他举；那起义的部队，有的被打散，有的被收编，那革命的武装，在四川，一时又归于沉寂。

        那军阀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四处搜捕那起义的余党，那同情革命、支持农会的进步分子，也一并成了他们罗织的对象。

         一时间，那川南的乡间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，也成了那官府悬赏缉拿之人。

         可梁业广，却并没有就此消沉、就此隐退。

         他一面躲避那官府的搜捕，一面，却依旧在那乡间，暗地里，把那农会的工作，一桩一桩地，接着往下做。

         他换了一身寻常的庄稼人衣衫，躲在那深山里、那僻静的山村里，白日里，与那农人一道下田；夜里，便在那暗处，与那农会的骨干，秘密接头，商议对策。

         他明白，起义虽败，可那革命的低潮，正是磨砺意志、积蓄力量的关头。

         他不能退，一退，那川南乡间的火种，便真要灭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，他在一个山村的山神庙里，与那四乡的农会骨干，秘密地，聚了一回。

         众人见了他，都又惊又喜。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道：“梁先生，你可算来了！咱听说那官府在悬赏抓你，都替你担心呢！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笑道：“担心啥子？我梁业广，还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儿？”

         他顿了顿，又正色道，“诸位，那泸顺起义，虽失败了，可咱这川南乡间的农会，却不能散。那起义，是为咱庄稼人争活路的先锋；咱这农会，便是那起义留下的根基。只要咱这根基还在，那革命的火，便总有再烧起来的一日！”

         一个骨干道：“梁先生，你说得对。只是如今这风声紧，那官府、那大户，都在盯着咱，咱该怎么办？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道：“咱不急，也不怕。如今这世道，正是那黎明前的黑暗。咱只管把那农会，转入那地下，把咱的根，扎得更深些；把那庄稼人的心，拢得更紧些。待那春雷再响，咱便一个个地，从这山旮旯里站出来，把那苛捐、那地租，一股脑儿地，掀它个底朝天！”

         散会时，梁业广又特意留下那陈二牛等几个骨干，细细地嘱咐了那联系暗号、那接头地点，又叮嘱他们，遇事多留个心眼，切莫露了行藏。

         他道：“咱如今，是在那刀尖上讨生活，可越是如此，越要稳得住、沉得下。只要咱的根不露，那官府，便寻不到咱。”

         他们望着梁业广那沉静而坚定的面孔，仿佛望着那沉沉黑夜里的，一盏不肯熄灭的灯。

         陈二牛攥紧了拳头，道：“梁先生，你只管放心。你往哪走，咱就跟到哪。咱庄稼人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这一副硬骨头、一颗实心眼！”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望着众人，心中感动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        自此，那川南乡间的农会，便在那黑暗之中，悄无声息地，存续了下去。

         那些农会骨干，白日里，依旧是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；到了夜里，却在那深山老林、在那庙宇空屋里，秘密地，聚在一处，议那农会的事，传那革命的道理。

         梁业广，便如那潜伏在深土里的根，一日一日地，往那深处扎去。

         那山里的夜，静得很，可那静里，却自有一股子，攒着劲儿的、含而不露的生机。

         他常对那农会骨干说：“革命的路，从来不是一路顺风的。有高潮，便有低潮；有胜利，便有失败。可只要咱心里那杆旗不倒，那这路，便走得下去。”

         这话，他自己信得实，也说得那班庄稼人，一个个，都把心托付给了他。

         他依然牵挂那泸顺起义，牵挂那牺牲的同志。

         可他更明白，眼下最要紧的，不是哀悼，而是积蓄。

         他要守着这川南乡间的火种，守着那一双双按过手印的手，守着那一颗颗等待翻身的心，等那革命的春雷，再一次，在这巴蜀大地上，炸响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夜，他立在那山村的高处，望着那沉沉的四野。

         远处，那泸水、那顺庆的方向，已不见那起义的烽火；可这脚下，这川南的乡间，却还有那一点一点，微弱的、不肯熄灭的灯火，从那深山里、从那庙宇间，隐隐地透出来。

         他望着那点点灯火，心里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、温热的力量。他低声自语道：

         “泸顺的旗，虽然倒了；可咱川南农人的心，还活着。只要这心还活着，那革命的火，便不会灭。业广啊业广，你便守在这乡间，守着这群庄稼人，等着那一日——咱把这川南的天地，也给它，掀翻过来！”

         话音落处，那沉沉的四野，愈发地静了；可梁业广的心里，却仿佛有一团火，在那黑暗之中，静静地，烧着。

         这正是：

一声号角动泸川，农会旌旗卷陌阡。

佃户成群争减负，田夫结队抗苛捐。

檐前烛火明昏夜，陌上歌声动晚烟。

纵使烽烟今暂熄，初心犹照万山巅。

         毕竟梁业广既守着这川南乡间的火种，那起义失败后的革命低潮，又将如何，把他推向那更艰险、也更深沉的斗争？他这一腔农运的热血，又将在那两省交界的山旮旯里，燃起怎样一片新的星火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