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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篇小说《赤水河的涛声》之 第二十二回 雪笙亡命奔江汉 笔墨为刃战申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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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赤水求实 于 2026-11-5 18:14 编辑

第二十二回 雪笙亡命奔江汉 笔墨为刃战申城

        诗曰:
一自申城喋血还,萍踪浪迹走江关。
武昌月冷栖孤影,沪渎灯昏鬓未斑。
作赋敢言天下事,编刊长泣故人颜。
书生自有回天笔,不向风霜泪暗潸。
         话说那1927年的腥风血雨,把那大革命的洪流,陡然打成了那惊涛骇浪。
         那许多革命志士,那许多共产党员,便在这白色恐怖之中,死的死、逃的逃、散的散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,便是那侥幸逃出性命的一个。
         他自那上海,转往那广州又从那广州,辗转往那武汉去了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回,便单表段雪笙那亡命江汉,以笔为刃的岁月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到了那武汉,正是那年月里,那武汉虽也渐渐地,笼罩在那阴云之下,可到底还未曾像那上海一般血雨腥风。
         那城里,仍聚集着许多失了联系的、散落的同志;仍有一些那革命的书刊、那进步的声音,在那夹缝里艰难地喘息着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到了那武汉,便悄悄地与那几位失散的同志接上了头。
         一位同志见了他,道:“雪笙,你既来了,便好生歇一歇。这一路,你辛苦了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叹道:“辛苦倒还罢了。只是——想到那许多同志,都……我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同志道:“雪笙,你莫要过分悲痛。咱活着的,要把那一口气争回来。如今那明处的路走不通了;咱便在那暗处,把那革命的工作,一点一点地做起来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点了点头,道:“正是这个理。孙先生走了,那许多同志走了;可这革命不能断。咱要以那一支笔,替他们把这道理传下去。”
         自此,段雪笙便在那武汉安顿下来,以那文学创作、那教书撰稿为名,藏身在那茫茫的人海之中。
         白日里,他或在那学堂、那报馆里谋一个差事;到了夜里,他便躲在那陋巷的寓所里,铺开那纸提起那笔,一字一字地写那革命的文字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在那武汉,以那笔墨为刃,在那暗夜里做着那革命的文化工作。
         他写得一手好文章,又有一腔那悲愤的热血,便渐渐地在那武汉的文化圈子里有了些名声。那许多进步的青年、那失散的同志,也都偷偷地寻了来,向他讨教那革命的道理、那文章的门径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一个年轻的同志寻了来,道:“雪笙兄,如今这白色恐怖,一天紧似一天;咱写那文章,一不留神便要惹那杀身之祸。依你之见,咱这文字还能写么?还该怎么写?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沉吟半晌,道:“能写。不单能写还得写。只是——要写得巧写得妙,要叫那反动派,抓不住那把柄却又叫那有心的读者,一看便懂那道理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道:“那该咋写?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道:“你瞧——那明着喊‘革命’、喊‘打倒’的文章,如今,是发不出来了。可咱能写那小说、那散文、那杂感,把那受苦人的日子、那世道的不平,一笔一画地,写出来。那文章里头,不喊那一个‘革命’的字;可那字里行间,那‘要变天’、‘要争活路’的道理,却自然透出来。这才叫那好文章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听了,若有所思,道:“雪笙兄,你这么一说,我倒明白了几分。咱不喊那口号,可咱要叫那读者,从那故事里、从那人物身上,自己明白那道理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点了点头,道:“正是。这才叫那高明的宣传。革命,不是光靠那标语、那口号喊出来的;更是靠那一篇一篇的文章、那一个一个的故事,把那人心一点一点地唤起来的。”
          自此,段雪笙便在那武汉,以那笔写那小说、那散文、那杂感;又把那许多进步的青年拢到一处,悄悄地议论那革命的道理、那文章的写法。他想着:革命的火,虽被那白色恐怖压得暗了;可只要还有这一支笔、这一颗心那火便不会灭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在那武汉,一住便是半年光景。
          这半年里,他白日里在那报馆、那书肆之间,谋着那文字生计;到了夜里,便回到那寓所伏在那灯下,写那一篇一篇的文章。
         他写那受苦人的日子,写那世道的不平,写那往昔的同志,写那远方的故土。
         他那笔下的文字,虽不曾明明白白地,喊出那“革命”二字,可那字里行间,却自有一股子沉郁而炽热的力量。
         那些文章,或是化名,或是托那相熟的人代转,一篇一篇地在那报章、那杂志上发了出来。
         那许多有心的读者,读到那文字,心里都隐隐地觉着——这写文章的人,怕不是那寻常的文人;他那一支笔底下藏着的是一团火。
         可那白色恐怖,终究还是渐渐地蔓延到了那武汉。
         那一阵子,那城里的风声,又紧了起来。
         那许多地方,都开始了那“清党”、那搜捕;那许多曾在那报上、那刊物上,写过那进步文字的人,也都一个个地失了踪、遭了殃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那位照应他的同志,神色惶惶地寻了来,道:“雪笙,风声紧得很!这几日,那许多写文章的、办刊物的,都被那衙门,盯上了!有人已经遭了那毒手!你得赶紧想法子离开这武汉!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听了,心里虽是一沉却并未慌乱。
         他道:“我早已料到,会有这一日。只是——我还有许多文章没写完;那许多道理,还想再多传一些下去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同志急道:“这时候,还顾那许多!留得那青山在,还怕没柴烧?雪笙,你且快走!走得越远、越隐蔽越好!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望着那窗外的夜色,沉默半晌,终于点了点头,道:“罢了。既是这般,那我便先避一避。等那风头过了再回来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一夜,段雪笙便把那些要紧的文章、那些进步的书刊都细细地藏好了;又换了那身份,趁那夜色悄悄地离了那武汉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离了那武汉,一路又往那上海去了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路之上那兵荒马乱,那关卡、那岗哨盘查得一日紧过一日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乔装改扮,把那身份、那行踪都藏得极严,才总算一路,平安地到了那上海。
         那上海,虽仍是那繁华的十里洋场,可那白色恐怖,却比那别处更要凶险。
         那街头巷尾,那便衣的暗探、那巡捕房的爪牙,四处游荡着;那许多曾在那报上、那刊物上,写过那进步文字的人,也都一个个地噤若寒蝉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到了那上海,先寻了一处隐蔽的所在安顿下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改了那姓名换了那身份,以那文人、那撰稿人的面目隐匿在那茫茫人海之中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回,他不再像那在武汉时那般,急着去寻那组织、那同志。
         他先是稳稳地落住那脚,把那谋生的路数都安排妥当了;这才一点一点地在那文场、那书肆之间,探那风声、寻那机缘。
         他心里,却始终记着那孙炳文先生的话,记着那许多死难同志的志愿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我这条命,是欠着那些同志的;我要留着这一支笔,要替他们把那革命的火再烧起来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他在那一家报馆里谋得了一个编辑的差事。
         那报馆,原是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纸;段雪笙便以那编辑的身份,在那报馆里安顿下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这编辑的差事,倒是个好的掩护。我在这报馆里,既能谋那生计,又能借着那编稿、那撰稿的名目,把那进步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夹带进去。这不正是那“以笔为刃”么?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既在那报馆里,谋得了那编辑的差事,便渐渐地在那上海站稳了那脚跟。
         那报馆的差事,看着是那案牍间的文字,可那一来二去却也让他,摸着了那上海的文坛、那书肆的许多门路。
         他借着那编辑的名目,常常出入那报馆、那书肆、那文化人的聚集之处;也借着那编稿、那撰稿的方便,把那许多进步的文字,一点一点地在那报章上发了出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写那小说,写那受苦人的日子、那世道的不平;写那散文,写那故土的山水、那往昔的同志;写那杂感,写那世态的炎凉、那权贵的丑态。
         他那笔下的文字,从不曾明明白白地,喊出那“革命”二字,可那字里行间,却自有一股子沉郁而炽热的力量。
那些文章发了出来,渐渐地便有了些读者。
         那许多有心的青年,读到那文字,心里,都隐隐地,觉着——这写文章的人,怕不是那寻常的文人;他那一支笔底下,藏着的,是一团火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一个年轻的读者,寻到了那报馆,指名要见那写文章的“雪翁”。段雪笙见了那青年,也不端那架子,只问他读了那文章有何感想。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道:“先生,你那文章,我读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你那文章里头,没有一句喊‘革命’的话;可那字里行间,那一股子不平之气、那一腔悲愤的热血,却叫我读得热血沸腾。先生,你告诉我——这世道,可还能变么?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望着那青年,沉吟半晌,道:“能变。只要还有一个人,心里揣着那不平;只要还有一个人,愿意为那不平出头、抗争——那这世道,便总有变的一天。你既读得懂我那文章里的道理,便好生记着:莫要灰心,莫要丧志。这世道,终究是要有人,去把它改过来的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听了,重重地点了点头,道:“先生,我记住了。你的文章我会一直读下去。”
这一番话,虽只是那寻常的问答,却叫段雪笙,心里生出一阵说不出的、暖融融的欣慰。他想着:这一支笔,原来真能唤起那人心;这一条“以笔为刃”的路,原来真没有走错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在那上海,以那编辑、那撰稿的名目,渐渐地,也在那文场里,立住了那脚跟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一位在那上海左翼文化圈里,颇有些名望的先生,寻了来,与他商议那一桩大事。
         那先生道:“雪笙兄,如今,那革命,虽被打入了那地下;可咱这些搞文化的人,却不能就此,熄了那声音。我寻思着,要办一本那进步的新刊,专发那揭露那黑暗、那呼唤那光明的文章。只是——这办刊,风险大;没有那得力的同道,是不成的。不知雪笙兄,可愿一同,来办这本刊物?”
        段雪笙听了,心里,一动。他道:“办刊?这倒是个好事。只是——这上海,那便衣、那暗探,遍地都是;办那进步的新刊,怕是时时刻刻,都在那刀尖上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先生道:“正是如此,才更需要那胆大心细的人。雪笙兄,你文章写得好,又懂得那拿捏那分寸的功夫;有你一同,这刊,便多一分胜算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沉吟半晌,道:“既是这般,我便应了。这办刊,虽危险,可总得有人来做。革命,不能光靠那枪、那血;还要靠这文字、这人心。只要能唤起那一个两个的人心,便不枉这一场。”
         自此,段雪笙便与那几位同道,悄悄地,办起了一本进步的新刊来。
         那刊物,是不大不小的;刊名,也取得极是含蓄,不沾那“革命”“打倒”的字样。可那刊物里头,那一篇一篇的文章,却都在那字里行间,把那世道的不平、那受苦人的日子、那要争活路的道理,一点一点地透了出来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在那刊物里,写那小说、那散文、那杂感,也帮着那编那稿、校那字。他想着:这一本刊物,虽小,可只要它能唤起那一个两个的人心,那这一场“以笔为刃”的斗争,便没有白费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那进步的新刊,办了出来,虽不曾大张旗鼓,可那一传十、十传百的,渐渐地,也在那上海的读书人中间,有了些影响。
         那许多有心的青年,读那刊物,都觉着那字里行间,有一股子说不出的、新鲜而炽热的力量。
         他们偷偷地,互相传阅着那刊物,悄悄地议论着那文章里的道理。
         那刊物,便像那暗夜里的一豆灯火,虽微弱却叫那许多在黑暗里摸索的人,看见了那一点光亮。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在那刊物里,也渐渐地,结识了许多年轻的作者、那失散的同志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作者,寻了来把自己写的一篇小说,双手捧给段雪笙,道:“先生,我写了这一篇东西,你给看看可还能用么?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接过来,细细地读了一遍。
         那小说,写的是一个乡下佃户,如何地受那地主的盘剥、受那苛捐杂税的压榨,终于忍无可忍,与那地主、那保甲,起了那冲突的故事。
         那文字,虽还有些稚嫩,可那字里行间,那一股子对那受苦人的同情、对那不公世道的愤怒,却叫段雪笙,看得心里一阵激动。
         他抬起头,望着那青年作者,道:“这小说,写得好。那受苦人的日子,你写得真切;那要争活路的心,你写得动人。只是——那结尾,还得再琢磨琢磨。你莫要叫那佃户,一味地只受那苦、只忍那气;你要写他如何地起来,把那不平喊出来!这才叫那有希望的文章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作者听了,若有所思,道:“先生,你是说,咱写那受苦人,不能只写他们受苦,还要写他们争那活路?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点了点头,道:“正是。咱写文章,不光是为那受苦人,喊那冤、叫那屈;更要紧的,是要叫那受苦人,看见那争活路的路——叫他们知道,只要抱成团、起来抗争,那日子便总有盼头。这才是一支笔,真正的用处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青年作者听了,眼里渐渐地亮起光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道:“先生,我明白了。我这就回去,把那结尾改一改。”
         自此,段雪笙便在那刊物、那文场之间,结识了那许多年轻的作者、那失散的同志。
         他以那一支笔,一点一点地,把那革命的道理、那争活路的希望,传进那青年的心里去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那进步的新刊,越是有些影响,那潜伏的危险,便也越是迫近。
         那一阵子,段雪笙便隐隐地觉得身后仿佛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。
         他走过那弄堂那墙角,似有人影一闪而过;他走进那报馆那门房,似有那生疏的面孔打量着他。
         他不敢大意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这上海的便衣、暗探遍地都是;我那刊物、那文字,虽写得含蓄,可终究是瞒不过那有心人的。我得越发地小心才是。
         他便把那刊物的印行,转得更隐蔽些;把那文章的署名改得更陌生些;把那接头、那联络也做得更缜密些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革命,不是那一时的意气;是要那长久的、耐心的周旋。只要我还活着这一支笔便不能停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一个相熟的同志趁着那夜色寻了来,与他接上了那组织的关系。
         那同志道:“雪笙,组织上,听说你到了这上海,便让我来,寻你。你的情形,组织上都知道了。你在这上海以那笔墨,为党做了那许多工作;组织上很是看重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道:“我不过,是做了那自己该做的事。只是——如今,这上海,那便衣、那暗探,到处都是;我这做地下工作的,更要处处小心。”
         那同志道:“正是。组织上,也正是这个意思。雪笙,你这一支笔,是咱党的一杆枪;可你也得,好生,保重那自身。莫要因为那一时的高兴,露了那破绽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道:“我省得。革命是要那长久的;我这一条命得留着,得为咱党,多为那革命做些事。”
         自此,段雪笙便在那组织的指引下,愈发地谨慎、缜密地做起那地下左翼文化的工作来。
          他一面以那报馆编辑、那撰稿人的身份掩藏着;一面又在那刊物、那文场之间,悄悄地为党做着那宣传、那联络的工作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既在那上海,恢复了那组织的关系,做起那地下左翼文化的工作来,便愈发地把那一腔热血,都倾注到那一支笔上。
         他写那文章,不单是写那受苦人的日子、那世道的不平;更把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,那“清党”的屠戮、那军阀的横征、那权贵的骄奢,都化作那小说里的人物、那散文里的议论,一笔一画地,写出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写那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,如何地因说了几句公道话,便被那保甲,抓去下了那大狱;写那一个码头上的工人,如何地因争那几分工钱,便被那巡捕,打得头破血流;写那一个读书的青年,如何地因读了那几本新书,便被那官府安上那“通共”的罪名,亡命天涯。
         他那笔下的文字,从不曾明明白白地,喊出那“打倒”二字;可那字里行间,那对反动当局的揭露、那对不公世道的控诉,却像那一支支冷箭,直直地,射向那黑暗的深处。
         有一回,那刊物上登了他写的一篇杂感。
          那文章,写那世态炎凉,写那权贵们,如何地把那“革命”二字挂在嘴边,却把那革命的血踩在脚下。
          那文章,写得沉郁,又写得辛辣,发了出来,那许多读者,都拍案叫绝;可那报馆的老板、那衙门里的人,却也渐渐地,盯上了那写文章的人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夜,那一位相熟的同志寻了来,神色凝重地道:“雪笙,你那一篇杂感,怕是惹了那人的眼了。我听人说,那衙门里正查那写文章的人是谁。你这几时可得越发地小心些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听了,沉吟半晌,道:“我省得。只是——那文章总要有人写;那道理总要有人说。若因那畏惧,便连那该说的话,也不敢说了,那咱这一支笔要来何用?”
         那同志道:“话虽如此。可你莫要忘了——留得那青山在,才不愁没柴烧。你这一支笔是咱党的一杆枪;可你这一条命,是那一杆枪的依托。你要为咱党,把那杆枪握得久些。”
         段雪笙望着那窗外的夜色,沉默半晌,终于点了点头道:“你说得对。我这一条命,是欠着那许多死难同志的;我要留着它,好生为咱党,把那杆枪握下去。往后,我写那文章,会更隐晦些;可那道理绝不会变。”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在那上海,日里夜里,都伏在那灯下,写那一篇一篇的文章。
          那窗外的十里洋场,灯红酒绿,纸醉金迷;可他那一间陋巷的寓所里,却只有那一盏孤灯、那一叠稿纸、那一支秃笔。
         他常常写到那半夜才搁下笔,吹熄那灯和衣躺下。
         可躺下了,那许多心事,却像那潮水一般,一层一层地涌上来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孙炳文先生,想着那死难的无数同志;想着那遥远的赤水河,想着那赤水河畔,那些盼着变天、盼着好日子的受苦人。
        他想着:我这人,孤零零地,在这繁华而险恶的上海,守着这一盏灯、这一支笔;那孙先生若泉下有知,不知该笑我还是该叹我。
         可他心里,却始终记得孙先生那句话——“革命不怕流血;怕的是寒了那心。”
         他低声自语道:“孙先生,我没有寒了那心。你走的那一日,我便暗暗地,立了那誓——只要我还有这一口气、这一支笔,便要把那革命的火,一直地烧下去。如今我虽孤身一人,在这上海守着这一盏灯;可我那笔下写的每一个字,都是在为那革命添那一把柴。”
         他又想起那赤水河,想起那河滩上,那背盐的老汉、那喊着号子的纤夫;想起那赶场的山民,那场镇上的烟火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那赤水河,怕是还不知道,它的儿子如今在这千里之外的上海,正守着那一盏灯,替它守着那一片故土的火种。
         他忽然,觉得心里那一腔悲愤、那一腔孤寂,便都化作了一股沉甸甸的、不屈的力量。
         他低声自语道:“赤水河啊赤水河,你且莫要牵挂。你儿子,在这上海,好好地,守着那一盏灯、那一支笔。等那黎明到来的一天,我便回那河边去,与那家乡的父老,一同,看那新的天下。”
         话音落处,那窗外的夜色,愈发地深了;而那一盏孤灯,便在那暗夜里,一跳一跳地燃着,永不熄灭。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在那上海,以那一支笔,做那地下左翼文化的工作,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不觉,便是年余光景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年间,他写那许多小说、那许多散文、那许多杂感,一篇一篇地,在那报章、那刊物上,发了出来。
         那些文字,虽多是化名,可那许多有心的读者,都认得那笔下的气韵;那许多进步的青年,也都偷偷地,把那刊物,传来传去,把那文章里的道理,记在心里。
         那一支笔,虽不能将那反动当局,怎样地撼动;可那一篇一篇的文字,却像那一粒一粒的火种,落进那茫茫的人海里,悄悄地,点燃着那一颗一颗的心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日,段雪笙伏在那灯下,又写了一篇新的文章。写完了,他搁下那笔,揉了揉那发酸的眼睛,望着那窗外,那渐渐泛白的天色,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出的、平静的欣慰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这一年间,我虽没能做出那轰轰烈烈的大事;可那一篇一篇的文章,那一个一个的读者,那一颗一颗被点燃的心,便是我这一支笔,最好的回报了。
         他站起身来,走到那窗前,望着那黎明的天光,低声自语道:
         “孙先生,你看见了么?这革命的火,没有灭。我这一支笔,虽小,可只要它还能唤起那一颗一颗的人心,那这革命,便总有燎原的一天。你且放心——你走时,托付给我的那许多道理,我一样,都没有忘;我这一支笔,也绝不会,停。”
         却说段雪笙这一年间,在那上海,虽以那一支笔,为那革命,添那一把一把的柴;可他心里,却始终,未曾忘记,那更根本的事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:那革命,不单要靠这文字、这人心;更要紧的,是那实际的、扎根本土的斗争。那文字,能唤起那人心;可要把那人心,都拢到一处,抱成团,起来,争那活路,却还要那许多,更扎实的功夫。
         他想着那遥远的赤水河,想着那川黔边地的山乡;想着那梁业广、那许多不曾谋面的同志,正在那两省交界的夹缝里,一点一点地,播着那革命的火种。他心里,那一个念想,便愈发地,清晰起来——有朝一日,他定要寻那机会,回到那赤水河畔去,与那乡土上的同志、那受苦的百姓,一同,把那革命的火,烧起来。
         这一夜,他立在那窗前,望着那沉沉的夜色,想着那许多心事。他忽然,又想起了孙炳文先生,想起孙先生那句“无论何时,只要咱心里那杆旗不倒,那这革命,就总有成功的一日”。
         他低声自语道:“孙先生,你这话,我记着一辈子。如今,我虽在这上海,守着这一盏灯、这一支笔;可我那一颗心,却始终,想着那赤水河,想着那受苦的百姓。这革命的旗,在我心里,没有倒。等那机会来了,我便要回那河边去,把这一支笔、这一腔热血,都洒在那一方故土上!”
         话音落处,那窗外的风,呜呜地吹过那弄堂;而段雪笙立在那灯下,望着那夜色,心里那一杆革命的旗帜,便愈发地鲜明、坚定了。
         这正是:
喋血申城夜色凝,孤身亡命向江陵。
汉阳烟水迷帆影,岸火孤灯照客程。
笔底风雷惊暗夜,刊中星火慰同盟。
飘零莫道身无用,笔墨随身即是兵。
         毕竟段雪笙既在那上海,以那一支笔,为那革命,守着那暗夜里的火种;那远在川黔边地、播着那革命火种的梁业广,又将如何,在那两省交界的夹缝里,扎下那根来?那赤水河畔的星火,又将如何,在那白色恐怖之中,一点一点地,燃起来?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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