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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回 绍敏学成持法柄 宦海沉浮见浊清
诗曰: 十载寒窗法理深,一朝持剑入官林。 乌纱竟作贪私器,刑律翻成权贵衾。 负笈初衷磨欲尽,折腰心事苦难禁。 金陵月色秦淮水,夜夜徒听浊浪吟。 话说谢绍敏,字灵溪,自那一年在北大法科礼堂,咬破中指、撕裂衣襟,血书“还我青岛”,在那五四的风潮里,也算是掷地有声地,响过一嗓子。 可那血书的热血,终究拗不过这世道的寒凉。 几年书读下来,那法科的课业,他也算学得精深;那西法东渐的道理,那“司法独立”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新学说,他也曾一头扎进去,读得滚瓜烂熟。 他原以为,自己学成了这一身的法理,便能持着那“公平”二字,去替天下人,断一断那公理。 却不知,那一双脚,一旦踏进那民国官场的泥潭,便由不得他,不陷进去。 这一回,单表谢绍敏。 那一年,正是民国十四年(1925年)前后。 谢绍敏自北大法科毕业,凭着那扎实的学问、那五四声名的余晖,经人举荐,到那江苏地方法院,谋了一个推事的差事。 推事者,法官也。在那一班读书人看来,这是执掌“三尺法”、明镜高悬的清要之职;在谢绍敏自己想来,这也正是他学以致用、一展抱负的用武之地。 他接任那一日,特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衫,对着那法院门前“明镜高悬”的匾额,立了好一会儿,心里暗暗道:灵溪啊灵溪,你读了这许多年书,为的不就是这一天么?从今往后,你当秉公执法,不负所学,不负天下。 可这世上的事,往往是想得容易,做起来难。 谢绍敏初到任上,头几日,还满心都是那股子初入仕途的振奋;可待他真的坐到那堂上,接了那案子,才渐渐地,觉出这官场里的水,深得很、浑得很。 第一桩,便叫谢绍敏心里,凉了半截。 那是一件田产纠纷的案子。告状的,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农,说自家祖上传下来的几亩水田,被那邻村的刘大户,仗着势,硬生生地霸了去。那老农跪在堂下,一五一十,说得头头是道,连那地契、那界石,都一一呈了上来,白纸黑字,清清楚楚。 谢绍敏细细看了那契书,又传了那证人问过,心里便有了几分数:这案子,明摆着是那刘大户恃强凌弱,霸占人田产。 他便按着那律条,拟了一纸判书,要那刘大户,把那水田归还给那老农。 可他那判书还没发下去,那刘大户,便托人,寻到了他那府上。 那是个油头粉面的师爷,提着一匣子点心,陪着笑脸,进门先是一通寒暄。末了,才把那话,拐弯抹角地,说到正题上:“谢推事,您老明镜高悬,小的本该不敢来叨扰。只是那田产一案,我家东家说了,那田,本就是他家的祖业,是那老农赖着不还。还望推事明察,莫要冤枉了好人。这点薄礼,是我家东家的一点心意,还望推事笑纳。” 谢绍敏看着那一匣子点心,眉头,便皱了起来。 他推开那匣子,沉声道:“公是公,私是私。这案子的曲直,本官自有公断,不劳贵东家费心。这礼,你带回去。” 那师爷碰了个软钉子,也不恼,只嘿嘿一笑,道:“推事廉洁,小的佩服。只是……那田,究竟归谁,还望推事再仔细斟酌斟酌。我家东家在本地,也是有些脸面的人物;他既然说那田是他的,那田,多半便是他的。推事莫要为一桩小事,伤了和气。” 谢绍敏听了这话,心里那火,便有些往上拱。他强压着,道:“本官审案,只认律条,不认脸面。你且回去,待本官查明,自有公论。” 那师爷见他说得硬,也不好多留,只把那匣子点心,留在桌上,讪讪地走了。 这一夜,谢绍敏坐在灯下,望着那匣子点心,久久无语。 他心里明白,那师爷嘴里的“脸面”,便是那刘大户的钱势;那“伤了和气”,便是他若判了那老农胜诉,便要得罪那刘大户背后的一班势力。 他想起自己读书时,那一腔“不畏强权、秉公执法”的热望,忽然觉得,那热望,在这冰冷的官场里,竟显得那样的天真、那样的可笑。 可这官场里的水,还不止这一处浑。 那几日,谢绍敏又接了几桩案子。 有那有钱有势的商家,打起官司来,那状纸、那律师,都是一掷千金地请;有那贫苦的百姓,打起官司来,便是一张薄纸、一腔冤屈,连个能替他说话的人都没有。 谢绍敏凭着一腔正气,起初还硬顶着,该判谁赢便判谁赢。 可渐渐地,他便觉出,自己这一支笔、这一身孤勇,在这盘根错节的官场里,竟是那样的势单力薄。 有一回,他判了一个县绅败诉。 那县绅不服,转头便寻了他那在省里做官的把兄,一封书信下来,那院长便把谢绍敏叫了去,委婉地,却又不由分说地,让他把那判书,改了。 谢绍敏梗着脖子,道:“院长,这案子,曲直已明,晚生判他败诉,是依着律条,并无半点私心。何故要改?” 那院长叹了口气,道:“绍敏啊,你年轻,不懂这其中的关窍。这县绅,在本地经营多年,上下皆有关系;你若判他败诉,他岂肯善罢甘休?到时候,他不光要告到省里去,还要四处去闹,闹得咱法院不得安宁。你改了这一纸判书,既全了他的体面,也免了咱的麻烦,两全其美,何乐不为?” 谢绍敏听了,心里像吞了一团棉花,堵得慌。 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 半晌,才涩声道:“院长,若依律当赢的人反输了,这天下,还有公理么?” 那院长苦笑道:“公理?公理值几个钱?绍敏,你记住,咱这行,不光是断公理的,更是断人事的。你把这‘人事’二字揣摩透了,这官,才算做明白了。” 谢绍敏默然良久,终究,还是把那判书,改了。 那一夜,他回到住处,一个人,就着一盏孤灯,坐了很久。 他想自己读书时,那些先生讲的“法治”“人权”,想那西方法院里高悬的正义女神,想自己在北大礼堂,咬破手指、血书“还我青岛”的那一股子少年血性,忽然,觉得一切都那样的远、那样的可笑。他低声自语道: “ 灵溪啊灵溪,你学了这许多年,原以为能持着那法理,替天下人讨个公道。可如今看来,这公道,竟是这般地,不值钱。” 自此,谢绍敏在任上,便一日日地,消沉了下去。 他看那官场里,有那上下其手、中饱私囊的,有那趋炎附势、曲意逢迎的,也有那昏聩糊涂、尸位素餐的。真正肯把那律条、把那公理,放在心上的,竟是寥寥无几。 他初时还想着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硬撑着一口气,不肯与那班人同流合污;可那淤泥,却像是长了根,缠着他的脚,甩也甩不脱。 这一日,他的一位同僚,也是早年在北平读书时的旧识,请他到那秦淮河畔的馆子里吃酒。 几杯酒下肚,那同僚望着他那满面的愁容,道:“灵溪兄,我观你这些日子,眉头紧锁,可是有甚心事?” 谢绍敏苦笑着,把那判案受制、公道难申的苦恼,一一说了。 那同僚听了,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,道:“灵溪兄,你也忒迂了。这官场里的规矩,你还不懂么?什么公理、什么律条,那都是糊弄那些穷百姓的。咱做官的,讲的是‘和光同尘’四个字。你越是较真,便越是要碰壁;你越是随和,便越是能混得开。你瞧瞧那刘推事、那王推事,人家怎么做的?一句话,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。你这般认真,何苦来哉?” 谢绍敏听了,心中老大不是滋味。 他端着那酒杯,望着那秦淮河上粼粼的灯火,久久不语。 半晌,才道:“你说的这些,我不是不懂。只是——我读那许多年书,为的,可不是‘识时务’三个字。我若也学那班人,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,那我这一身所学,还有何用?” 那同僚叹了口气,道:“灵溪兄,你这脾气,怕是要吃大亏的。你想想,那朝中多少有才有德之士,不也都折在这‘认真’二字上么?你若一味地这般,只怕在这官场里,混不了几年,便要被人排挤出去。” 谢绍敏默然,良久,才道:“若真是那样,那也是我的命。我宁肯站直了,被人排挤出去,也不肯弯着腰,在这污泥里,讨那一口富贵。” 这以后,谢绍敏在任上,便愈发地,觉得苦闷难捱。 他不是没有想过,要凭着自己的职权,去替那些穷苦人,争一争那公道。可每当他真要较真时,那一道一道的无形的手,便都伸了出来——或是一封书信,或是一句“上头的意思”,或是一班同僚的“好意相劝”,便能把他好不容易攒起的那一口气,泄得干干净净。 他这才明白,自己那“推事”的衔头,看着光鲜,实则不过是那庞大机器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;而那机器,早已锈死、腐透,任他一人,使尽了气力,也撬不动它分毫。 这一日,又有一桩案子,叫他心里,彻底地凉了。 那是一个苦命的妇人,丈夫在工厂里做工,被那机器轧断了手,厂主非但不赔钱,反倒诬他偷窃,把他赶了出来。 那丈夫一气之下,病倒了,无钱医治,妇人只好告到法院来。 那状纸上,字字是血,声声是冤。 谢绍敏看了,心里好不难过,便一心要替那妇人,讨个公道。 可那厂主,却是个有来头的。 他家的叔父,正在那衙门里当着要职。 那案子还没审,便有人,明里暗里,给谢绍敏递话:这案子,莫要深究,莫要替那穷工人出头。 谢绍敏这一次,却硬是压不住那股子火气。 他不顾那递话,把那案子,细细地审了下去。 谁知,那厂主竟买通了那验伤的仵作、那作证的工头,把那证据,做得严严实实,硬是把一桩“厂主伤人”的案子,做成了“工人自取其咎”。 谢绍敏明知其中有诈,却苦于拿不到真凭实据,眼看着那妇人哭得肝肠寸断,自己却无计可施,只觉那法理的尊严,在那一张张伪造的证据面前,碎了一地。 那一夜,他回到住处,把自己关在屋里,整整一夜,未曾合眼。 他坐在灯下,一遍一遍地,想着白日里那妇人的哭声,想着那伪造的证词,想着自己空有一腔热血、一支法笔,却连一个弱女子的公道,都讨不回来。他忽然,对自己这些年所信奉的一切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。 他想:这民国,这法院,这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招牌,究竟是真是假?若那法律,不过是那有钱人、有势者的玩物,那自己这一身所学、这一腔热血,到底,又有什么用? 这一想,便想得他,彻夜无眠。 自那以后,谢绍敏心里那团火,便一日一日地,熄了下去。 他不再是那个初到任上,满心都是“秉公执法”的意气书生;他也渐渐学会了,在那官场里,看人眼色、揣摩人心。 只是,他每学会一分那官场的圆滑,心里,便多一分那说不出的悲哀。 他常想:我谢灵溪,读了这许多年圣贤书,到头来,竟也成了这官场里,一具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么? 那些日子里,他唯一还能聊以自慰的,便是那一份,不曾完全熄灭的、忧国忧民的心。 他有时,也会收到北平、上海那边寄来的进步报刊。 夜深人静时,他便点一盏灯,就着那昏黄的光,一篇一篇地读。 他读那些鼓吹革命、鼓吹改造的文章,读那些为劳工、为农人请命的声音,心里,便常常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 他想起那一年,自己咬破手指、血书“还我青岛”的热血;想起那五四的惊雷,震醒神州的壮阔;想起自己那时,曾是何等的意气风发,以为凭着这一腔热血、这满腹经纶,便能为这国家、为这天下,闯出一条新路来。 可如今呢? 他望着那报刊上慷慨激昂的文字,再想想自己这官场里的日子。 忽然,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笑话——一个从“五四”的烈火里走出来,却又一头扎进了这民国官场泥潭里的、彻头彻尾的笑话。 这一夜,他又读到一篇,是那旧日同学、如今已投身革命的文章。 那文章里说,这世间的病,非彻底改造不可;那旧的官府、旧的制度、旧的权势,都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,非一一搬开不可。 谢绍敏读罢,久久不语,末了,把那报纸,慢慢地折好,收进怀里,望着窗外的夜色,长长地,叹了口气。 他心里暗暗道:那同学说的,未必没有道理。只是,他谢灵溪,又该何去何从呢?是留在这官场里,一日一日地,磨去棱角,终老于这污泥之中;还是像那同学一般,也去投身那革命,去闯一条全然不同的路?他想了很久,却始终,想不出一个答案来。 这一日,正逢着金陵城里,一场春雨。 谢绍敏办完了公事,独自一人,撑着一把油纸伞,在那蒙蒙的细雨里,慢慢地走。他走过那乌衣巷口,走过那秦淮河畔,望着那烟雨迷蒙的街市,心里,却忽然,想起了那千里之外的赤水河来。 他想念那赤水河的涛声,想念那丹霞的崖壁,想念那河滩上背盐的老汉、那赶场的山民,想念那古葫小学堂里,摇头晃脑读着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少年光景。 他忽然觉得,自己离那赤水河,已经越来越远了——不光是那山高水长的路程,更是那心境、那情怀。 那时候的自己,心里装着的,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的宏愿;可如今,自己心里装着的,却尽是那官场里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 这一想,他心头,便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。 正自出神,忽听有人唤他:“灵溪兄?” 谢绍敏回头一看,却是个陌生的汉子,穿着寻常的衣衫,笑着走过来,道:“灵溪兄,可还认得我么?我是你那年在北平的旧识,陈树生啊。” 谢绍敏仔细一看,果然认出,正是当年在北平,一起论过学问、谈过国事的旧友。 两人相见,都觉亲切,便寻了个茶馆,坐下叙旧。 谈了几句家常,那陈树生便问:“灵溪兄,你如今,在何处高就?” 谢绍敏道:“惭愧,如今在江苏地方法院,做个推事,混口饭吃罢了。” 那陈树生听了,点了点头,道:“推事,也是为民做主的清要之职。只是——灵溪兄,我观你眉宇之间,似有郁结之气,可是这官场里的日子,过得并不舒心?” 谢绍敏闻言,长叹一声,便把这几年的苦闷,一五一十地,倒了出来。 末了,他苦笑道:“我原以为,读了这许多年书,能持着那法理,替天下人讨个公道。可如今看来,这‘公道’二字,在这官场里,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树生兄,你说,我这一身所学,究竟还有什么用?” 那陈树生听了,沉吟半晌,道:“灵溪兄,你这话,问得好。我且问你一句——你学那法律,为的是什么?” 谢绍敏道:“自然是为着持正执法、为民伸冤。” 陈树生道:“那你如今,可曾替那百姓,伸过冤、持过正?” 谢绍敏闻言,一时语塞。 半晌,才涩声道:“说来惭愧。我纵有一腔心,可那官场里,盘根错节,处处掣肘,我一人之力,终究难以回天。” 陈树生听了,缓缓道:“灵溪兄,你可知,那掣肘你的,不是那一个两个的贪官污吏,而是这整个的、腐败透顶的制度!只要这制度一日不变,你便是换了十个八个推事、十个八个院长,也依旧是这般光景。你与其困在这官场里,空有一腔热望,却无处施展,倒不如跳出这个圈子,到那真正能改变这制度的地方去。” 谢绍敏心中一动,道:“树生兄,你说的那‘能改变制度的地方’,是指……” 陈树生压低了声音,道:“灵溪兄,我如今,走的正是那条路。你莫要小看了那民间的、那工农的力量。这中国,要变天,靠的绝不是这官场里的一两个清官,而是那万万千千,受够了压迫、渴望翻身的老百姓。我如今,正跟着一位同乡,在那一带,做着些唤醒民众的事情。那位同乡,灵溪兄想来也听说过——便是那赤水河畔的段雪笙。他如今,可是铁了心,要跟着那革命,走到底了。” 谢绍敏听了“段雪笙”三个字,心头,蓦地一震。 他想起当年在北平,与段雪笙论学、谈天下的光景;想起那个清瘦的、书卷气极重的川黔青年。他万万没想到,那个曾经与他一起,在书斋里谈诗论文的段雪笙,如今,竟已投身革命,成了那般模样。 他一时,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 半晌,才道:“树生兄,我……我原以为,如我们这班读书人,最大的本事,不过是写写文章、做做官,替这世道,尽一分绵力罢了。如今听你说来,倒像是我自己,把自己看小了。” 那陈树生笑道:“灵溪兄,你能作如是想,便说明你心里那团火,还没灭。你想想,那年五四,你在那礼堂上,咬破手指、血书‘还我青岛’,那是何等的壮怀激烈!怎么到了今日,反倒磨去了棱角,心甘情愿地,在这官场里,混起日子来了?” 这一句话,正正地,戳中了谢绍敏的心事。 他望着那窗外烟雨迷蒙的街市,想着陈树生方才那一番话,想着段雪笙的投身革命,想着自己这些年在官场里的种种,心里,翻江倒海一般。他端起那杯茶,却久久没有喝下去。 与陈树生这一番话,像一颗石子,投进了谢绍敏心里那潭死水里,激起了一圈又一圈,久久不散的涟漪。 那几日,他夜里,常常失眠。 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,想着陈树生说的那“制度”二字,想着段雪笙的投身革命,想着自己这官场里的日子。 他越想,越觉得心里堵得慌;越想,越觉得脚下这滩泥,陷得他动弹不得。 他有时,也想学那陈树生、学那段雪笙,索性把这推事的差事一辞,也到那民间去、到那革命里去,轰轰烈烈地,干它一场。 可他一想到自己这一家老小,想到自己那几亩薄田、那几间瓦房,想到自己若真辞了这差事,往后的日子该如何过,那念头,便又怯了几分。 他不是没有热血。他只是,已经被这官场、被这世道,磨得有些怕了。 这一日,他又接了一桩案子。 这一回,告状的,却是个衣着整洁、颇有几分体面的商人。 那商人跪在堂下,呈上一纸状纸,告的,却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——说他的一桩买卖,被那官府里的一位要员,借着职权,硬生生地,敲诈了去。 谢绍敏看了那状纸,心里,便咯噔一下。 他素知那要员的权势。这案子,若他接了、审了,那便是捅了马蜂窝;若他不接,却又于心不忍。 他坐在那堂上,望着那商人殷殷期盼的目光,一时,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那商人见他迟疑,便道:“大人,草民知道这案子的难处。草民不求别的,只求大人,能给草民一个公道。这朗朗乾坤,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啊!” 谢绍敏听了这话,心头,忽地一热。 他想起了那老农、那苦命的妇人,想起了那些跪在他堂下、眼巴巴盼着公道的百姓。 他忽然,生出一股子狠劲来,暗道:罢了,罢了!我谢灵溪在这官场里,窝囊了这许多年,今日,便豁出去了,替这百姓,争一回公道! 当下,他便把那案子,接了下来。 这一接,谢绍敏便是把自己,往那风口浪尖上,推了一回。 那商人告的,正是那本地赫赫有名的赵署长。 那赵署长盘踞本地多年,上结省府,下通地痞,一手遮天,无人敢撄其锋。 谢绍敏这一接案,便像捅了那马蜂窝,一时间,那明里暗里的压力,便铺天盖地地,压了过来。 先是那院长,把他叫了去,苦口婆心地劝他:“绍敏啊,这案子,你接不得!那赵署长,是何等人物?你莫要一时意气,惹火烧身啊!” 继而,又有那同僚,明里暗里,给他递话,说那赵署长,已放出话来,要让他谢绍敏,“吃不了兜着走”。 便是他那夫人,也得了消息,夜里枕边,含着泪劝他:“老爷,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好么?何苦去招惹那等人物?你若有个闪失,咱这一家老小,可如何是好?” 谢绍敏听着这一声声的劝,心里,却愈发地,憋着一股子气。 他道:“夫人,你莫要劝了。我读这许多年书,为的,便是一个‘理’字。若连这替人伸冤的胆子都没有,那我这推事,做着还有何意味?” 可他嘴上虽硬,心里,却也明白,这一回,怕是凶多吉少。 果然,那案子还没审出个结果,那赵署长,便先发制人,倒打一耙,反告那商人诬告。 一时之间,风谲云诡,那谢绍敏,竟也成了那“受理诬告、袒护刁民”的嫌疑之人。 这一日,那院长又把他叫了去,这一回,脸上已没了往日的和气,只冷冷地道:“谢推事,那桩案子,上头已有指示,说你受理不当,有偏袒之嫌。你且把那案子,移交给周推事办吧。至于你——念你年轻,又是初犯,这次便不予深究了。只是这推事的差事,你好自为之。” 谢绍敏听了,只觉一股热血,直冲脑门。 他梗着脖子,道:“院长,那案子,分明是那赵署长仗势欺人,我受理此案,是为民伸冤,何错之有?” 那院长叹了口气,道:“绍敏,你还不明白么?在这官场里,对错,从来不由你说了算。你既不肯‘识时务’,那便只能怪你自己,不识这官场的深浅了。你且下去吧。” 谢绍敏望着那院长,望着那满屋子官场里的脸,忽然,觉得一阵彻骨的寒凉。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,只转身,一步一步地,走出了那院长的办公室。 他走到那法院门前,抬头,望着那块“明镜高悬”的匾额。阳光很好,那四个字,在阳光下,闪着光。 可谢绍敏望着那字,却只觉得,满心的讽刺。 这一夜,谢绍敏回到住处,把自己关在屋里,坐了整整一夜。 他望着那桌上那一叠叠的案卷,望着那窗外的夜色,想着自己这些年,从赤水河畔到北平,从北平到这金陵,一路走来的种种,忽然,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。 那梦里的少年,还咬破着手指,在北大礼堂上,血书着“还我青岛”;可梦醒时分,那少年,却已成了这官场里,一个连替百姓伸冤都做不到的、窝囊的推事。 他忽然,又想起陈树生说的那段雪笙,想起那个清瘦的、书卷气极重的同乡青年。 他心里暗暗道:雪笙兄啊雪笙兄,你倒是活得明白。你抛下这官场,抛下这富贵,去投那革命,去为那万万千千受苦的人,争一条活路。你这般活法,才算是,不辜负这一生啊。 他想了很久,末了,却还是轻轻地,叹了口气。他心里明白,自己终究,不是那段雪笙。 他放不下这一家老小,放不下这几亩薄田,也放不下,那“明镜高悬”的匾额下,那一点点还未完全熄灭的、痴心妄想。 他低声自语道: “灵溪啊灵溪,你这一身,便先在这官场里,耗着吧。你救不了那天下,便先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公堂,能替一个百姓伸冤,便替一个百姓伸冤;待到你哪一日,实在撑不下去了,再去寻那另一条路。只是——那‘还我青岛’的少年,那咬破手指的血,你可千万,莫要忘了。” 话音落处,那金陵城的夜色,愈发地深了;而谢绍敏眼里的光,却在那无尽的迷茫与苦闷之中,仍有一丝,倔强的、不肯熄灭的火星。 这正是: 十载寒窗砺剑芒,一朝持法入官场。 长嗟衙署如狼阱,怒见刑书蔽法纲。 浊浪难污青袂洁,清辉独照铁衣凉。 休嗟宦海风波恶,且守心头一寸光。 毕竟谢绍敏既困于这官场的泥潭,那“明镜高悬”之下的公理,终究能否寻得一条出路?他这一身法学,那“还我青岛”的初心,又将如何,在这浊世里,寻到一个安放的处所?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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