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赤水求实 于 2026-11-1 11:12 编辑
第八回 黔山遥接京城浪 一纸传闻动边城
诗曰： 赤水春寒雾未收，盐船溯浪带书来。 京华暗起和会议，边邑初闻国难哀。 茶馆争谈齐鲁地，黉门激愤老儒怀。 山乡静水藏潮意，一夜风从北地来。 话说这年时节，正是民国八年早春。 赤水河的春汛虽还没到，可滩头的水，已经比冬天活泛了些，整日价哗啦哗啦地响，像是憋了一冬的闷气，赶着要舒出来。 两岸的丹霞崖壁，经了一冬的雨水，红得发亮，一层一层的，远看像谁把天边的晚霞裁下来，砌在了山腰上。崖畔的楠竹，抽了新叶，青翠翠的，风一过，沙沙地响；桫椤的叶子，还卷着去年的枯黄，偎在湿漉漉的石缝里。河雾重，早晚白茫茫的一片，笼着滩头、笼着码头、笼着对岸半山腰上若隐若现的吊脚楼，把整个赤水城，都罩在一层薄薄的水汽里。 这赤水城，自来是川盐入黔的要道。 赤水河上，盐船往来不绝，有上水的，有下水的，船帮的号子，隔老远就能听见。那些背盐巴的汉子，光着脊梁，压着弯弯的竹背架，一步一步地蹬着滩头的石级，汗珠子摔在石板上，砸出一个个湿印子。纤夫们弓着腰，把纤绳勒进肩窝里，脚趾扣着光滑的卵石，一步一声咳，一步一声号子，那号子粗粝、苍凉，像这河上的风，一吹就是几十年、上百年。 这些日子，赤水城表面上还是老样子： 赶场天，四乡八里的山民挑着柴火、背着山货、赶着猪羊下来，街沿边蹲满人，茶馆里人声鼎沸，堂倌提着滚水壶，一趟一趟地沏茶；船码头照样喧闹，盐船卸货、装货，账房先生拨着算盘珠子，噼里啪啦地响。 可细看下去，就有些不一样了——街面上，偶尔能看见一两个学生模样的后生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，凑在茶馆的灯下，凑在码头边的石墩上，一字一字地看，眉头越拧越紧；有些教书先生，下了学，不急着回家，先到茶馆里坐一阵，压低了声音，跟相熟的人交头接耳，说到要紧处，还四下里望望，像是怕人听见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—— 上一年（民国七年），欧战打完了。德、奥那边败了，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开和会，说是要定天下大局。这原是洋人之间的官司，离这黔北边地隔了十万八千里，按说跟赤水城的老百姓不相干。 可偏偏这消息，被那些走江闯海的盐商、跑滩的船户，一程一程地带了回来：说那日本国，仗着欧战时趁火打劫，占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，占着青岛、占着胶济铁路，如今要和会定案，想把这桩强占的事，变作既成的事实。咱们中国，虽说也算个“战胜国”，可到那和会上，竟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。列强们由着日本闹，要把山东的主权，稀里糊涂地判给日本。 这消息，先是从泸州、重庆来的报纸上看到的。那报上白纸黑字，写得明白。可报到了赤水城，几经辗转，被茶馆里的闲人、学堂里的先生、码头上识字的账房，添油加醋地一说，就成了许多个版本：有说得悲愤的，说“国都要亡了，山东一丢，大半个中国就敞开了大门”；有说得糊涂的，说“管他洋人怎么闹，反正打不到咱这山旮旯里来”；还有说得担心的，说“听说北平的学堂里，学生都闹起来了，怕是要出事”。 这一日，正是二月里一个赶场天。 太阳刚爬过天台山岩边，把河上的雾照开一线，赤水城的街面上，就热闹起来了。 东门码头边，停着几条刚从泸州上来的盐船。 船帮的人卸了货，三三两两地蹲在岸边的卵石上歇气，就着凉水啃干粮。 一个年轻的账房，拿着份皱巴巴的《商务日报》，靠在盐垛子上，正看得入神，忽然一拍大腿，骂了一句： “龟儿子的小日本，欺人太甚！” 这一嗓子，把旁边歇气的人都惊动了。 一个背盐的老汉，抹了把汗，凑过去问：“啥子事？啥子事？吼这么大声，莫不是盐巴跌价了？” “盐巴跌价倒好了！”那账房把报纸抖得哗哗响，指着上头一行字，“你自己看！那和会，要把咱山东让给日本！青岛、胶济铁路，全给人家占了去！这是割地啊！人家打赢了仗，还占着咱的地，这还得了？” 背盐的老汉不识字，听得半懂不懂，咂咂嘴道：“山东？山东在哪儿？隔着几千里的路，跟咱背盐巴的，有啥相干？” “相干不相干的，反正是一样的道理。”账房愤愤道，“今儿割了山东，明儿就割直隶，后儿就割到咱四川、贵州来了！你当那日本鬼子，占了青岛就完了？它那是朝着咱整个中国来的！” 旁边一个船工，正蹲着抽烟，听这话，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，慢悠悠地道：“我说老哥，你说这些，顶啥用？咱这赤水城，山高皇帝远，北平那些汉奸物争来争去，咱还不是照样背盐、照样过日子？你急，急得出个啥？” 账房被这话噎住，张了张嘴，一时竟不知怎么接。 他看了看那船工，又看了看那背盐的老汉，忽地长长叹了口气，把报纸叠好，揣进怀里，闷声道：“急是急不出啥。可咱中国人，总不能连这点气性都没有吧？” 这话，在码头上，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可那报纸上的消息，却像一滴墨滴进了清水里，慢慢地，在赤水城的角角落落，漾开了一圈又一圈。 这消息传到古葫小学，却引起了另一番动静。 古葫小学堂，就是当年谢氏宗祠改的那所学堂。 如今，谢绍敏早已离了这山乡，远在北平读大学去了。可这学堂还在，教书先生还在。 这日午后，学堂的先生老周，手里攥着份托人从县城捎来的报纸，在学舍里来回踱步，踱了几个来回，终于忍不住，把这群半大孩子叫拢来，站在讲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沉声道： “孩子们，今日不背书，先生给你们讲一段时事。” 孩子们本来正愁背《论语》背得头大，一听不用背书，登时来了精神，一个个坐得笔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先生。 老周把那报纸展开，又收拢，沉声道： “咱们中国，前年跟洋人打了一场大仗，就是打那德国。如今仗打完了，洋人要在法国巴黎开个和会，论功行赏，分地盘。可那日本，趁着咱们打仗的时候，抢占了咱们的山东。如今，它又要在和会上，把这抢来的地盘，硬赖成它的！” 孩子们听得半懂不懂，一个胆大的学生举手问：“先生，山东是啥？为啥子日本要抢它？” “山东，是咱中国的山东！”老周的声音高了些，“那儿有咱们的青岛，有咱们的胶济铁路，那是咱中国人的地方！日本抢了去，还要赖着不还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欺负人！这叫骑到咱脖子上拉屎！” 孩子们到底年岁小，未必听得懂这大道理，可先生那激愤的样子，却看得真切。一个个大气不敢出。老周顿了顿，放低了声音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孩子们听： “你们不知道，当年咱们这学堂里，出过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。他如今在北平读大学，是个有出息的。先生就盼着——将来你们里头，也能出几个这样有血性的后生。国难当头，光会背几本书，是没用的；还得有脊梁骨，还得认得，什么是咱中国人的地界！” 下课散了，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往家走，嘴里叽叽喳喳地，学着先生的话：“山东是咱中国的！日本欺负人！” 到底是孩子，说不上两句，又追着撵着打闹去了。 可有一两个年纪大些的学生，却默默地记在了心里，回家路上，走过码头，听见那些背盐汉子的号子声，心里忽然没来由地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 这消息，自然也传进了段家大院。 这日晚饭时分，段家大院的老宅里，灯影幢幢。 段家的老爷子，是赤水城里有些脸面的乡绅，平日里最重礼教，讲“诗礼传家”、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。 饭桌上，他端起酒盅，抿了一口，慢条斯理地道： “我听说，县城里头，这几天有些不安分。那些个念过几天书的后生，整天叽叽喳喳，说什么‘国耻’、‘山东’的，闹得人心惶惶。要我说，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后生，懂个什么？读书人就该安分守己，读圣贤书，行圣贤事，管那些洋人的闲事做什么？” 他这话，是冲着饭桌上一个年轻后生说的——那正是从成都公学回来省亲的段泽杭（雪笙）。 泽杭听了这话，放下碗筷，垂着眼，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 “伯父，学生斗胆说一句。山东之事，是国之大事，不是洋人的闲事。日本占了咱的地，列强还要偏袒它，这要是应了，国将不国，咱读的圣贤书，又有什么用？” 段老爷子听了，眉头一皱，把酒盅往桌上一顿：“你懂什么！自古‘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’，朝廷大事，自有掌权的人管。你一介书生，连个功名都没有，操那些心，不是越俎代庖是什么？老老实实读你的书，将来谋个差事，光宗耀祖，才算正理！” 泽杭张了张嘴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跟伯父说这些，是说不通的。 这位老人家，一辈子守着这套老理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跟他讲民族大义、讲主权领土，他只觉得你“不安分”。 他低下头，端起碗，默默地扒着饭，可心里头，那团火，却越烧越旺。 饭后，泽杭一个人，踱到段家大院后头临河的那间书房里，推开窗，望着夜色里的赤水河。 河水黑沉沉的，哗哗地流着，带走了多少年月，多少人事。 他想着白日里听来的消息，想着北平那边——谢绍敏他们，此刻该是怎样的光景？想着想着，他不由得长叹一声，低声念道： “国难当头，书生何用？可惜我空有一腔热血，却身在这山乡，徒唤奈何……” 正自出神，忽听得身后有脚步声。回头一看，是他的表兄段文山，也是段家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年轻人，手里拿着盏灯，悄声道： “泽杭，还没睡？外头有些话，我想跟你说说。” 两人便坐到书案前，压低了声音，说起了那和会的事。 段文山道：“我今日在茶馆里，听人说，北平的学生，怕是要闹起来。那些大学的先生、学生，都气不过，说国家这么下去不行。你说，咱们赤水这边，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？” 泽杭沉吟道：“做是要做的，可如今风声紧，咱们又势单力薄。我听说，县城东城小学那边，有几个先生，私底下也在传阅这些消息，商量着要给学生讲讲国事。只是——这山高皇帝远，真要闹出什么动静，官府只怕就要盯上了。” “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？”文山急道。 “不是眼看着。”泽杭望着窗外的河水，目光沉沉，“是要把火种先埋下。我料定，这国耻不雪，北平那边，迟早要出大事。到那时，风自然会吹到这赤水河边来。咱们眼下要做的，是先让咱们赤水城的读书人、青年学子，心里都明白——这国，是到了该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了。” 文山默然半晌，又低声道：“可北平那边，谢绍敏谢师兄，真能闹出个名堂来么？他一个学生，能顶什么事？” 泽杭听了，摇了摇头，语气却意外地笃定：“你莫小看了读书人的气性。我虽与绍敏兄只见过一面，可看他平日写的文章、谈的志向，便知他不是个甘于沉埋的人。我总觉得，北平城里那一团火，早晚要烧起来——而第一个点火的，说不定就是他。” “可他若真闹出事来，官府还不得拿他开刀？”文山忧道。 “那他也不会怕。”泽杭望着窗外夜色里的河水，一字一顿，“文山兄，你想想，咱中国如今这个模样，若是连书生都不敢开口，那才真是没指望了。我信绍敏兄——他会替咱们，也替这满河的涛声，吼出那一声来。” 这一夜，段家大院的书房里，油灯亮到很晚。 而同一轮月亮下，赤水城的茶馆里，东城小学堂的学舍里，码头边的盐垛子旁，也有那么一些人，或愤懑、或沉思、或忧心，各自念着那“山东”“青岛”四个字，念着念着，心里便隐隐地，萌生出一丝从前没有过的东西。 要说这赤水城，到底是个山旮旯里的边地小城。平头百姓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谁家的米缸满了，谁家的盐巴贵了，比那千里之外的青岛，实在得多。 茶馆里，多半时候议论的，还是“今年谷子收成如何”“盐巴又涨了几文”“张家娶媳妇、李家添丁”这些家长里短。那“国耻”二字，像投进深潭里的一颗石子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可涟漪散开去，又渐渐平了，水面上，依旧看不出什么大动静。 可有人到底不甘心。 东城小学堂里，有个教国文的年轻先生，姓覃，号覃子青，是前两年从泸州师范毕业回来的。他这人不善言辞，平日闷头教书，可心里，却一直装着这天下的大事。 这日，他正给学生们讲一篇课文，讲到一半，忽然停下来，望着窗外赤水河的波光，半晌，才转过身，对着一群半大的学生道： “孩子们，先生今日不讲课了。先生想问问你们——你们可晓得，咱中国如今是个什么光景？” 学生们面面相觑。一个学生怯生生地答：“先生，咱中国……不是好好的么？” 覃先生摇了摇头，声音有些发涩：“不好。很不好。咱们中国，像个病了很久的人。洋人欺它、割它的地、赔它的款，它都忍着。如今，这病又重了——日本，占了咱的山东，要在和会上，把这地盘赖了去。你们说，这病，该不该治？该不该有人站出来，吼一声？” 学生们到底年幼，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觉得先生的语气，前所未有的郑重、沉痛，一个个都静了下来。 覃先生看着这些稚嫩的脸庞，心里忽然涌上一阵酸楚。他想起自己当年在泸州，也曾是这般热血沸腾的青年，想着要振兴中华、要改造这世道。可回了乡，被这山、这水、这日复一日的日子一磨，那股子劲，好像也渐渐地淡了。 可今天，看着报纸上那刺目的消息，他心里那股火，又“腾”地一下，烧起来了。 他低声道：“孩子们，先生这辈子，怕是做不成什么大事了。可先生盼着，你们长大了，能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。莫要像先生这样，被这日子磨平了棱角。国难当头的时候，要敢站出来——哪怕只是吼一嗓子，也是好的。” 这一番话，在孩子们心里，未必留下多深的印记。可那个叫梁业广的少年，却记住了。 梁业广那时，正在东城小学堂读书。他生得瘦，却有一股子韧劲，寡言少语，凡事都爱琢磨。这日下了学，他没急着回家，一个人绕到河滩上，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望着河水出神。刚才覃先生那番话，像一根刺，扎在了他心里。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，一个终年劳苦的乡下人，被那苛捐杂税、被那保甲、被那团防盘剥得喘不过气来，却只会唉声叹气，说“这是命”。他想起那些背盐的汉子，汗水流成河，可到头来，还是吃不饱、穿不暖。 他忽然觉得，这世道，好像真的不该是这个样子。至于该怎么个不该法、又该怎么改，他年纪还小，说不清楚。可那团火，已经在他心里，悄悄地，点着了。 他捡起一块卵石，使劲往河里一掷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溅起一片水花。他望着那水花一圈一圈地漾开，又渐渐消散，低声自语道： “这河水，流过多少年，也没见它改道。可我不信——这世道，就真的一成不变么？” 正想着，忽见滩头那边，一个背盐的老汉，正拄着根竹杖，一步一挪地走过来。那老汉年纪大了，脊梁弯得像张弓，边走边咳嗽。梁业广认得，那是常年在码头上背盐的“驼背张”。他赶紧跳下青石，过去搀了一把，道： “张爷爷，您慢些走。” 驼背张咳嗽了一阵，摆摆手，喘着气道：“没、没事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他抬眼看了看这少年，见他目光清亮，便随口道，“后生，你这是在这河滩上，看啥呢？” 梁业广想了想，道：“张爷爷，我在想，咱这赤水河，流了几百年，盐船走了一趟又一趟，可这些背盐的人，怎么还是这么苦呢？” 驼背张听了，浑浊的老眼里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，半晌，才低声道：“后生啊，这世道的事，咱平头老百姓，管不了。你年纪还小，好好读书，将来能跳出这山旮旯，就有出息了。” 他拄着竹杖，蹒跚着走了。 梁业广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那团火，却烧得更旺了些。他忽然觉得，覃先生的话，驼背张爷爷那一声长叹，还有那报纸上刺目的“山东”“青岛”，像是几根看不见的线，正在悄悄地把一些什么东西，连到了一处。 而这赤水城，也并非铁板一块。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下，渐渐有了些不寻常的动静。 有人说，县城里，有几个念过新学的后生，私底下凑钱，托人从泸州、重庆捎了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这些新出的刊物，躲在私塾里，油灯下，一字一字地传阅，看完一篇，还要互相争论，争得面红耳赤。这一夜，便有两个后生，就着一盏油灯，把那本纸页发黄的《新青年》摊在桌上。 一个读罢陈独秀那篇《敬告青年》，拍案道：“他说得好！‘自居征服地位，勿自居被征服地位’——咱中国人，就是被奴性捆得太久了！” 另一个却迟疑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咱们说了，又有什么用？”先前那个把书一合，目光炯炯：“有没有用，且不去管它。要紧的是——总得有人，先开口说！” 又有人说，东城小学堂、古葫小学堂的几位先生，暗地里碰过头，商量着，是不是该在学生中间，讲讲这国耻的事，让孩子们也知道知道，天底下，还有个这么大的中国。 也有人说，茶楼酒肆里，渐渐听不见那些“太平盛世”的奉承话了，倒是有那读过书的人，压低了声音，说起“列强瓜分”“主权”“国格”这些新鲜词儿，说得在场的人，一愣一愣的。 这些风声，自然也惊动了官府。 赤水县署里，那位县知事，是位四平八稳的官场老手。他听了师爷的禀报，捋着山羊胡，不以为然地道： “几个穷酸书生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这赤水城，山高皇帝远，只要他们不闹出大乱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。真要闹大了，自有上头的人处置，咱们莫要多事。” 县署里的人，也都当是句闲话，听过便罢。 可那些散布在茶馆、学堂、码头、深宅里的火种，却不会因为官府的不以为然而熄灭。它们藏在各自的心底，压着，捂着，像这早春的赤水河，表面上还冷着，可那冰凌，已经在悄悄地融了；那春汛，已经在滩头，隐隐地、若有若无地，涌动了。 这日傍晚，挨黑时分，东门码头又靠了一条从合江上来的船。 那船上下来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，是常年在泸州、重庆一带跑码头、做小本生意的，姓何，人称“何老幺”，跟赤水城里好些读书人都熟。 他一上岸，也不急着歇脚，先攥着张新到的报纸，直奔街尾那家“观澜茶社”。 茶馆里，正是人声鼎沸的时候。 何老幺寻了个靠里的位子坐下，要了碗滚水茶，便把那报纸摊在桌上，抖开来，压低了声音，对凑过来的几个相熟的人道： “诸位，出大事了。北平那边，听说学堂里都炸了锅。那和会，要把山东让给日本，学生、先生们，一个个气得不行。我寻思着，这怕是要闹出大动静来！” 茶馆里，有人将信将疑，有人愤愤不平，也有人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。一个乡绅模样的老者，摇着蒲扇，慢悠悠地道： “年轻人，沉住气。古话说，‘天塌下来，有个儿高的顶着’。这国家大事，自有掌权的人操心，咱平头百姓，操那份闲心做什么？还是该吃吃、该喝喝，太平日子，且过且珍惜吧。” 何老幺一听这话，脸都涨红了，梗着脖子道：“老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！这要是连咱中国人自己都不操心自己的国家，那还有谁来操心？这山东要是真让出去了，今儿是山东，明儿是直隶，后儿就到了咱四川、贵州！到那时，您还上哪儿吃茶去？” 那老者被噎住，张了张嘴，又摇了摇蒲扇，到底没再说什么。 这时，角落里一个穿短打、腰间挂着烟袋的汉子，慢悠悠接过了话茬。看打扮，是常年在码头上跑腿的袍哥人物。 他磕了磕烟灰，笑道：“何老幺，你这话，听着提气。可咱这赤水城，一不临海，二不临关，那青岛离咱几千里，就算闹翻了天，也轮不到咱这山旮旯里放炮。依我看，读书人操心国家，那是该当的；可你我这等跑腿刨食的，还是先把肚子填饱，再谈别的罢。” 旁边一个赶场的盐商，也捻着胡子道：“老哥这话在理。做生意的人，讲究个和气生财。这年头，兵荒马乱的，能保住自家的营生，就算烧了高香。那些个动不动就要‘雪国耻’、‘争主权’的，听着热闹，可真要动起真章来，还不晓得要搭进多少性命。我劝诸位，莫要被几句大话，糊弄了去。” 何老幺听了这两番话，气得直瞪眼，正要再争辩，茶馆角落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： “二位这话，恕我不敢苟同。” 众人循声望去，见是一位穿着青布长衫、面容清癯的读书人，正缓缓起身。他朝那盐商拱了拱手，道：“老哥说‘和气生财’，可您想过没有——这‘和’，是拿什么换来的？咱中国自打受了那些洋人的气，哪一年不是割地赔款？哪一回‘和气’，不是拿咱老百姓的血汗，去喂了那些洋人？山东一丢，往后的‘和气’，只怕更贵。到那时，您那盐号，还能安稳地开下去么？” 那盐商被他问住，张了张嘴，一时无言以对。那读书人又转向那袍哥汉子，道：“老哥说‘先填饱肚子’，这话也不错。可若是国家都亡了，咱这一口饭，又从哪里来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——这道理，老哥细品品，是不是这个理？” 茶馆里，一时静了下来。那袍哥汉子低头抽着烟，半晌，才闷声道：“先生说的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可……咱平头百姓，能干啥？” 那读书人目光沉沉，道：“能干啥？能先让自己明白——咱是中国人，咱的地，一寸也不能让！明白的人多了，这国家，才有救。” 这话一出，满堂的人都若有所思。有人点头，有人叹息，也有人悄悄把那话，记在了心里。夜风从窗外灌进来，吹得灯焰摇摇晃晃，把那读书人的影子，拉得老长老长。 何老幺见这场面，也不再多言，只把那报纸叠好，揣进怀里，站起来道：“我不跟你们争了。反正，我何老幺记着这句话——咱是中国人，咱的地，一寸也不能让！”说罢，径自走了。 这一夜，赤水河的涛声，似乎比往常更响了一些。那哗啦哗啦的水声，穿过夜色，穿过雾气，敲在每个人的心头。 有人说，这是河水老了，在叹气；也有人说，这是河水醒了，在蓄势。 段泽杭这一夜，没能睡安稳。他翻来覆去，想着白日里跟伯父的那场争执，想着何老幺在茶馆里那番话，想着北平那边、谢绍敏他们的光景。 他披衣起身，推开窗，望着夜色里黑沉沉的赤水河，望着远处丹霞崖壁模糊的轮廓，忽然觉得，这片生他养他的山乡，似乎正站在一个看不见的关口上——前头是沉沉的黑夜，后头是隐隐的曙光。而他自己，还有这赤水城里的许多人，都正站在这关口上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 他望着那奔腾不息的河水，低声地、一字一句地道： “赤水河啊赤水河，你流了几百年，可曾见过——有朝一日，这满河的涛声，能跟那千里之外的京华，应和到一处去么？” 河水没有回答，依旧哗啦哗啦地流着，把一段即将到来的、山雨欲来的消息，沉沉地，裹进了那无边的夜色里。 这正是： 黔山二月雾如纱，盐舶溯波传警牙。 齐鲁河山沦敌手，边城士子愤中华。 老儒犹守千年礼，新辈初萌一寸芽。 莫道深林春未至，惊雷已隐九重霞。 毕竟那北平的惊雷，究竟如何炸响？谢绍敏在燕园，又将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壮举？那“还我青岛”四个血字，又如何沿着这赤水河，一夜之间传遍山乡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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