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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回 燕园结识孙炳文 赤子初心入党门
诗曰： 燕园春柳拂书台，一识良师眼界开。 马列真经初入腑，救亡大道始萦怀。 书生投笔从烽火，赤子倾心向未来。 从此此身非我有，只留肝胆照尘埃。 话说段泽杭，字雪笙，自那回在北平，以一部《蜀语》白话译注，得蔡元培先生赏识，入北大做了特别研究生，便在这红楼的檐下，扎下根来。 他白日里旁听治学，夜里笔耕不辍，把那古今中外的学问、那新文化新思想的道理，广采博收，融会贯通。 他结识的进步学人，越来越多，心里的那团火，也越烧越旺。可那“救国之路，究竟该如何走”的疑团，却始终萦绕在他心头，挥之不去。 这一日，正是深秋。 燕园里，红叶满树，黄叶飘阶。 段泽杭夹着几本书，从图书馆出来，正要回城南那小屋去。 行至未名湖畔，忽见一位中年先生，负手立在湖边，正望着那粼粼的水波出神。 那人身材清瘦，衣着朴素，可眉宇之间，却自有一股沉静而坚毅的气度，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人物。 段泽杭本不以为意，正要绕过，那人却恰好回过身来，望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同学，可是段雪笙，段先生么？” 段泽杭一愣，忙停下脚步，拱手道：“晚生正是段泽杭。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” 那人笑道：“鄙姓孙，名炳文，字浚明。前几日，读过你那篇论方言与民情的文章，深觉难得，又听说你常在北大走动，便一直想寻个机会，与你谈谈。” 段泽杭闻言，心头一动。孙炳文，孙浚明——这名字，他虽未曾谋面，却早有耳闻。 那是四川叙府（今宜宾）人氏，早年投身革命，奔走南北，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革命志士、进步人士。 他乡音亲切，又素有识见，段泽杭与他交谈，便有了一见如故之感。 两人便并肩，沿着那未名湖畔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谈。 先谈学问，谈那《蜀语》里的方言与民情；继而谈天下，谈这中国的积弱与图强。 孙炳文谈吐不凡，言及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，既有深沉的忧思，又有坚定的信念。 他望着那湖心荡漾的水波，缓缓道： “雪笙兄，我观你文章，见地超拔，又怀着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，是个可造之材。可我也要劝你一句——救国，光靠写文章、发议论，是不够的。这世间的病，病根深重，非得有一场彻底的、根除的治法不可。你需得把眼光，放得更远些；把那救国的道理，寻得更深些。” 段泽杭心中一动，忙道：“先生所言，正是晚生这些日子苦苦思索的。晚生总觉得，单靠读书、靠改良，怕是治不了这国家的病。可那真正能救国的道理，又在哪里？晚生恳请先生指点。” 孙炳文望着他，目光深邃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你可曾听说过，那‘十月革命’？” 段泽杭道：“晚生略知一二。听说那俄国，闹了一场大革命，把那些压迫人的沙皇、贵族，都推翻了，如今是那工农做了天下的主。” 孙炳文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。这一场革命，给世人指了一条新路——那便是马克思的学说，那‘共产主义’的道理。它讲的是，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；那万万千千的劳工、农人，才是这世界真正的主人。你要寻那救国的道理，何不去读一读马克思的书，看一看那真正的、彻底的学说？” 段泽杭听了，心头剧震。 他从前读那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，读那民主科学，总觉得还不够透彻；如今听孙炳文这一说，才隐隐觉出——那民主，究竟是哪一个的民主？那科学，又是为谁的科学？若那天下还是让那少数人、那压迫人的老爷们把持着，那民主、那科学，只怕也救不了那万万千千的受苦人。 他心里暗暗忖道：这马克思的学说，究竟是怎样一番道理？倒要好好读一读，看一看！ 这一席话，如一道惊雷，在段泽杭心里，炸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 自那日之后，段泽杭便与孙炳文，成了忘年之交。 孙炳文学识渊博、见闻广博，又极是平易近人，待这位小他许多的同乡后生，亲厚异常。 他指点段泽杭读书，把那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书，一本一本地，介绍给他；又把自己多年奔走南北、投身革命的见闻与心得，一桩一桩地，讲给他听。 他讲那世间的黑暗，讲那劳工的苦难，讲那变革的道理，也讲那自己认定的、通往光明的道路。 段泽杭如饥似渴地读，如痴如醉地听。 他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读那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”的号召；他读那资本论的说理，读那关于阶级、关于剥削、关于革命的剖析。初读时，许多道理，他还觉艰深；可渐渐地，越读，越觉得那一套学说，正正地，戳中了他心头久积的疑团——原来，这世间的苦难，不是天定的，不是命该的，而是那不平等的制度、那压迫人的阶级，造出来的。要治这病，便得从根子上，把那不平等的制度，连根拔起。 这一念，像一粒火种落进了干柴里，一旦燃起，便再也扑不灭。 他读那书，越读，便越觉心惊，又越觉通透。 他想起家乡那背盐的老汉，一年到头，血汗流尽，却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；想起那赶场的山民，挑着山货走几十里山路，只为换几升米、几尺布；想起那盐税、保甲、团防，一层一层，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得穷人喘不过气。 从前，他只觉这些是“命”，是“世道本就如此”；可如今，读了那马列的学说，他才明白——那根本不是什么天定的命，而是那不平等的制度，那盘剥人的阶级，一手造出来的！要治这病，便得掀翻那制度、铲除那阶级。 这一下，他心头积压了多年的疑团，便如春冰遇日，豁然消解了。 那些日子，段泽杭常常彻夜不眠。 他白天读马克思的书，夜里便坐在灯下，反复地琢磨、写札记。 他把自己从前那些朦朦胧胧的忧思，那些关于盐税、保甲、团防，关于背盐老汉、赶场山民、流波社青年的记忆，一件一件地，与那新学的道理，对到了一处。 他忽然觉得，自己从前许多想不明白的事，如今，都渐渐地，明白起来了。 这一夜，孙炳文又邀他到一处小酒馆小坐。 两杯酒下肚，孙炳文望着他，缓缓道：“雪笙兄，我观你这些日子，读书用功，见解也日渐精进，心里甚喜。只是我有一问——你可想清楚了，自己这一生，究竟要做什么？” 段泽杭放下酒杯，目光灼灼，道：“先生，晚生想清楚了。晚生从前，只想做一个读书人，写写文章，发发议论；可如今，晚生明白了——这世间的苦难，单靠文章是救不了的。晚生要寻一条真正的路，一条能叫那万万千千受苦的人，都抬得起头来的路。这条路，晚生已经找到了——就是先生指引晚生读的这套学说，这‘共产主义’的道理。” 孙炳文听了，眼中掠过一丝欣慰之色，又问道：“那你可知，走这条路，意味着什么？那可不是著书立说、扬名立万的路，那是要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是要把身家性命，都押上去的路。你可想好了？” 段泽杭听了，沉默片刻，随即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先生，晚生想好了。晚生读圣贤书，讲忠义、讲气节；可如今晚生才明白，这世上最大的忠义、最重的气节，不是为着一家一姓、一朝一代，而是为着这天底下千千万万的穷苦人。为了他们，晚生这条命，早就豁出去了。” 孙炳文闻言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伸手，重重地握住了段泽杭的手，道：“好！好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雪笙兄，你既有此志，我当为你引路。你且等着，我自会为你，寻那党的大门。” 又过了数月，时局渐紧，风声也渐渐地紧了起来。 可孙炳文却始终记着这一桩心事，终于，在一个初冬的夜里，他郑重地寻到段泽杭的住处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 “雪笙兄，时候到了。我已为你引荐，你若心意已决，明日，便随我去见一位同志，当着党旗，立下誓约。” 段泽杭闻言，心头一热，眼中竟有些发潮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先生，晚生等候这一日，已经很久了。” 次日，正是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初冬的一个日子。 这一夜，北平城风紧夜寒，街上行人稀少。 段泽杭跟着孙炳文，穿过几条僻静的巷子，来到一处不起眼的民居前。 孙炳文叩了叩门，里面应了一声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一张警惕的面孔。见是孙炳文，那人便放了心，侧身让他们进去。 屋里，一盏油灯，燃着昏黄的光。 墙上，挂着一面鲜红的旗帜，旗上，镰刀与锤头相交——那便是段泽杭日思夜想、心向往之的党旗。 屋里，已有两位同志等候着。 他们与段泽杭见过礼，便郑重地，领着他在那党旗前站定。 那一刻，段泽杭望着那面鲜红的旗帜，望着那镰刀与锤头，心里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激动。 他想起赤水河的涛声，想起背盐的老汉、赶场的山民，想起流波社里那些眼里有光的年轻人，想起孙炳文先生的循循善诱，也想起自己这许多年，从赤水到成都，从成都到北平，一路走来的风尘与求索。 这一切的一切，仿佛都在这一面旗帜前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归宿。 领誓的同志，郑重地道：“段雪笙同志，今日，你愿在党旗下，立下誓约，为共产主义事业，奋斗终身么？” 段泽杭挺直了胸膛，一字一字地，答道：“我愿意。” 于是，他举起右手，握拳，跟着领誓的同志，一字一字地，念道： 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遵守党的纲领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 那誓词，虽不算长，可每一个字，都像滚烫的烙铁，烙进了段泽杭的心里。那一句句誓词，念到后来，段泽杭的声音，已有些发颤——那不是怯，是激动，是那多年求索、一朝得其所的滚烫的激动。. 宣誓毕，屋里的几位同志，都上前来，一一与他握手，道一声“同志”。 那一声“同志”，听在耳里，比什么称呼都亲、都重。 那一刻，段雪笙忽然明白——从今往后，这世上，他便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 他有了一面旗，有了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，有了一条通往光明的、再也不会迷途的路。 他念完最后一句，只觉胸膛里，仿佛有一团烈火，在熊熊地燃烧。 他望着那面鲜红的旗帜，望着孙炳文先生那欣慰的目光，在心里，暗暗地立下了一个终身的誓言：这一生，此身，此心，便都交付给这面旗了。 那几位同志里，有一位也是川黔出身，与段雪笙算是半个同乡。 散场时，他送段雪笙到门口，握住他的手，道：“雪笙兄，咱川黔那地方，山高路远，受苦人多，盼着翻身的人，也多。你如今入了党，便是咱川黔子弟里，头一个吃这螃蟹的人了。盼你莫忘了家乡，他日有了力量，先想着把那火种，带回去。” 段雪笙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放心。我这一身，本就是家乡的水土养出来的；他日，必当把这火种，还到家乡去。” 自此，段雪笙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。 那从赤水河边走出来的书生，那个在书斋里、在文章里忧国忧民的书生，至此，终于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——从那纸上的议论，走向了火里的斗争；从那一介书生，成了真正的革命战士。 这一夜，他回到城南那间小屋，推开窗，望着夜色里的北平城。 风很冷，可他的心里，却滚烫滚烫的。 他想起家乡的赤水河，想起那些还在受苦的人，低声自语道： “赤水河啊赤水河，你儿子入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便不是只为自己、只为一家一姓活着了。我这一身，已经交给了这面旗，交给了这天底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。你且听着——终有一日，我要让这赤水河的涛声，也跟那全中国的呐喊，和到一处去！” 这一夜，他屋里的灯，亮到很晚。 灯下，他把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又从头到尾，读了一遍，边读，边在页边的空白处，密密地写下心得。 窗外，风声渐紧；可他心里，却前所未有的，安定而明亮。 自入党的那一日起，段雪笙的日子，便过得更不同了。 他不再只是一个在书斋里做学问的读书人，而成了一个，把学问与革命、把笔墨与斗争，紧紧连到一处的革命者。 他一面继续在北大旁听治学，一面又秘密地，做起那党的工作来。 他写文章，不再只为发抒议论，而是要把那革命的道理，用那老百姓听得懂的话，传布开去；他结交同志，不再只为谈诗论文，而是要与那志同道合者，一起研究局势、商讨斗争。他把自己那一支笔，磨得更利了——那笔锋，是要直插向那黑暗的、腐朽的、压迫人的旧世界的。 这一日，他又到孙炳文处，两人灯下对坐，谈到夜深。 段雪笙道：“孙先生，我这几日，一直在想——咱这革命，是坐在这书斋里、写几篇文章就能成的么？” 孙炳文望着他，缓缓道：“自然不成。文章是武器，可光有武器，没有战士去使，也是无用。革命，终究要到那火里去，要到那民众中间去，实实在在地干起来。你如今，入了党，便算是一个战士了。战士的刀，要时时磨利；战士的路，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。” 自此，段雪笙便与那些革命同志，一同做起了那秘密的工作。 有时，他们聚在民居里，就着一盏灯，研究那从各地捎来的文件、消息，分析时局，商量对策；有时，他们把那印着革命道理的传单、刊物，小心地裹好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塞进那街巷的门缝里、张贴在那墙角的暗处；也有时，他们借着那文友、同乡的名目，聚在一处吃茶、吃饭，实则是在那觥筹交错之间，交换着那不能摆到明面上来的消息与任务。 段雪笙为人沉稳，又生得一副书生模样，最是适合做那掩护的工作。 可他心里，却始终记着孙炳文先生的话——这革命，是要到火里去、到民众中间去的。他一边做着这眼前的掩护工作，一边，也在暗暗地磨砺着自己，等着那投身更大风浪的一日。 段雪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先生说得是。我一直在想，我这一身所学，这一支笔，究竟该怎样，才最能派上用场。我通晓那川黔的方言、民情，又习得了这新学的道理——我想，我总有一日，要回到那民间去，把这道理，带给那还在受苦的人。” 孙炳文听了，欣慰地道：“你有此心，便好。革命的路，长着呢；你且莫急，先把这眼下的功课做扎实，把这党交给你的每一桩事，都做妥当。待时机到了，自然有你大展身手的时候。” 自此，段雪笙在北平，便一面治学，一面革命。他与那进步青年、革命同志，往来日益密切；他参与那进步刊物的编印，写文章，传思想；他也在那学生运动、群众斗争的风潮里，默默地，尽着自己的一份力。 那一回，北平的工人、学生，为着声援南方的革命，掀起了一场集会。 段雪笙混在人群里，一面帮着散发传单，一面望着那些挥拳呐喊的工人、学生，心里，滚烫滚烫的。 他忽然觉得，自己从前在书斋里写的那许多文章，虽也痛快，可到底隔着纸面；如今站在这人群里，听着那真实的、滚烫的呐喊，才真正觉出——革命的根，不在纸上，在那活生生的、受苦又奋起的人心里。 自那以后，他便愈发地，把那一支笔，与那人群里的火，紧紧地连到了一处。 他那支笔，在文坛上，名气越发地大了；可他那颗心，却愈发地沉静、坚定。 而孙炳文，这位引他入门的良师益友，对他的关爱与指引，也始终如一。两人虽年岁有差，却是亦师亦友，情谊深厚。 孙炳文常对旁人赞道：“雪笙这人，书读得好，心又正，是个难得的好同志。我这一生，能引荐他入党，也算是一桩快事。” 那几年，他常这样想：自己从赤水河边那小小的山旮旯里走出来，一步步走到这北平，入了党，寻着了路——这一程，虽走得不易，却每一步，都走得值。他尤其忘不了，那年未名湖畔，孙炳文先生那番话，像一盏灯，把他从书斋的雾里，引了出来。 可这风云，总是变幻莫测的。 那革命的路上，有光明，也有黑暗；有坦途，也有险滩。段雪笙虽入了党，可他也知道，前头的路，还长得很、难得很。 他常在夜深人静时，望着那夜色里的北平城，想着家乡的赤水河，想着那些还在受苦的人，心里，便多了一分沉甸甸的、催人奋进的力量。 那正是民国十四年前后，南北风潮激荡。南边，国民革命军厉兵秣马，北伐的声浪，一日高过一日；北边，各派军阀勾心斗角，你争我夺，把个国家，搅得乌烟瘴气。 北平城里，进步青年奔走呼号，暗地里，那革命的种子，也正在一寸一寸地，生根发芽。 段雪笙身处其间，望着那越来越紧的风色，心里明白——那改变中国命运的大风暴，怕是要来了。而自己，既然已经认定了那条路，便该迎着那风暴，往前走了。 这一日，他又收到一封家信。 信是流波社的罗奕云托人捎来的，说赤水城里的青年们，读了他寄回的那些进步刊物，心潮澎湃，都说要沿着他指引的路走下去。 信末，罗奕云还写道：“雪笙兄，你在北平，可得替咱川黔子弟争口气！咱赤水河的水，可盼着早日，也能掀起那大浪来呢！” 那一封封信，那一句句家乡的嘱托，都像一炉温热的火，把段雪笙心头那团火，烘得愈发地旺。 他晓得，家乡那些年轻人，正瞪着眼，望着他，盼着他能走出一条路来。他更不能懈怠——他要把这北平城里学到的一切，把这革命的火种，都牢牢地存进心里，待时机一到，便一并，带回那河谷里去。 段雪笙读罢那信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把信纸，小心地折好，收进怀里，望着窗外那深沉的夜色，低声自语道： “赤水的兄弟啊，你们放心。我这条路，走定了。待我在这北平，把这学问、这胆识，都磨炼好了，我便要溯着那赤水河，把这一股子火，带回咱那河谷里去。到那一日，咱赤水河的水，便也要真正地，浪起来了。” 那几年，正是国共合作、大革命浪潮渐起的年头。 南方的革命军，誓师北伐；北方的进步青年，纷纷响应。 北平城里，那革命的气息，一日浓似一日。 段雪笙身处其间，既是这浪潮的见证者，也渐渐地，成了这浪潮中的一分子。 这一日，孙炳文寻到段雪笙，神色比往日多了几分凝重。两人灯下坐定，孙炳文沉默良久，才缓缓道： “雪笙兄，这世道，怕是要大变了。南边的革命，已成燎原之势；可这风头，越是紧，那暗处的风险，便越是凶险。我观这天色，怕是有一场大风暴，要来。你须得多加小心，凡事多留个心眼。” 段雪笙道：“先生放心。我虽是书生出身，可既已入了党，便早已把生死，置之度外了。” 孙炳文望着他，目光里，既有欣慰，又有几分说不出的忧色，道：“你有此志，我自然放心。只是，雪笙兄，你要记住——革命这条路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有胜利，也会有挫折；有光明，也会有流血。无论何时，只要咱心里那 杆旗不倒，那这革命，就总有成功的一日。” 段雪笙听了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把孙炳文这一番话，一字一字地，记在了心里。 那几日，段雪笙翻来覆去，品味着孙炳文这一番话。 他明白，这位良师益友，是在提醒他——革命的高潮与低谷，本是常有之事；真正的战士，不在那顺境时有多风光，而在那逆境里、那最黑暗的关头，还能不能守住心里那杆旗。他暗暗地，把这一层道理，也一并记在了心里。 他想：不管前头是风是雨，只要那心头的火不灭，这路，便走得下去。 这一夜，两人又谈了很久。 谈时局，谈理想，谈那未来的中国。 谈到夜深，孙炳文起身告辞，临出门时，又回头，望了段雪笙一眼，道：“雪笙兄，你且记着——咱革命的最终目的，不是为一己之私、一家之荣，而是为这天底下，千千万万受苦的人，谋一个平等的、光明的、人的日子。你心里若有他们，便永远不会迷失方向。” 说完，他便披衣，走进了那沉沉的夜色里。 段雪笙立在门口，望着孙炳文那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头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 他想起这位良师益友，自燕园初识以来，引他读书、引他认路、引他入党，一路提携，一路照拂，情谊何其深厚。 他望着那夜色，良久，才转身，回到屋里，坐到灯下，铺开纸，写起那革命的文字来。 那一年，正是民国十四年。 段雪笙二十六岁。他从一个赤水河畔的书生，到北大的特别研究生，再到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，这一路，走得虽不算长，却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得无比坚实。 他心里明白，从这一刻起，自己的生命，便已与那面鲜红的旗帜，与那亿万受苦人的命运，紧紧地，连到了一处。 他立在窗前，望着夜色里的北平城，想着家乡的赤水河，想着那些还在受苦的人，想着孙炳文先生那句“心里若有他们，便永远不会迷失方向”，忽然，觉得自己的心，前所未有的坚定、明亮。 他低声自语道： “赤水河啊赤水河，你儿子雪笙，这一身，已经交给革命了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这一片初心。待我他日，把这一股子火，带回咱那河谷里去，咱赤水河畔的儿女，也定能，掀起那属于自己的、改天换地的浪头来！” 这一夜，他久久地，立在窗前。 月光下，北平城的屋脊，影影绰绰，像一片沉默的海。 他忽然想起那日，在未名湖畔初遇孙炳文先生的光景——那时，他还是个寻路的书生，满心都是疑团；如今，路，已经寻着了，疑团，也早已消散。 他想着这一路的际遇，想着那面鲜红的旗帜，想着那亿万受苦人，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生，值了。 话音落处，那北平城的夜色，愈发地深了。 而段雪笙眼里那团火，却愈发地，烧得明亮、烧得坚定。 这正是： 燕园桃李沐春阳，早遇良师引路长。 夜诵新篇明大道，晨聆要义指迷航。 书生报效心犹壮，赤胆从戎志更昂。 自此人随镰斧去，拼将热血荐炎黄。 毕竟段雪笙既已入党，从书生转为了革命战士，那此后的日子，又将如何？那引他入门的孙炳文先生，又将经历怎样的风云际会？且待他日，那大革命的浪潮，又如何把这位赤水河畔的志士，推向那更壮阔的波澜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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